作者：宋宝珍

　　在新文艺团体中，鼓楼西剧场是京城戏剧一面亮眼的旗帜，也是戏剧展示锋芒的阵地。《枕头人》是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的经典之作，鼓楼西戏剧制作的版本迄今已演出百场并继续全国巡演。近日，此剧迎来创排12周年的全新版本。由周可执导、越剧演员陈丽君领衔主演的《枕头人》，在郑州大剧院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图片源于鼓楼西戏剧）

　　这一版的《枕头人》不仅对原剧情节进行了梳理，还把剧中的一对兄弟替换为一对姊妹，使普通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其中的寓意。舞台影像和卡通形象相互穿插，不仅增强了戏剧叙事的层次感和形式感，还凸显了视觉上的丰富性，这得益于导演深厚的功力。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图为卡图兰与姐姐米卡。（图片源于鼓楼西戏剧）

　　此剧仿佛一面破碎的镜子，将人物心灵的浊流、暗黑与混沌，折射成无数扭曲、怪诞的镜像，令人悚然、胆寒。主人公卡图兰是屠宰场的清洗工，作为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她写了四百多个故事，《小苹果人》《河边小城的故事》《小基督》与《小绿猪》是她的得意之作。然而，正是这些暗黑而残酷的故事，还有与之匹配的犯罪情形，将作者推向了毁灭性的结局。

　　寓言与现实的交织

　　寓言是指在表层故事之下，被隐藏着的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和意旨。剧中的嵌套故事本身就是对人类暴力的寓言性解读，包含着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和伤害行为。这并非编剧有意炫技，而是想象与现实的复杂交织。卡图兰在少年时期便天资聪颖，颇有文采，得到了父母的精心培养。然而，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惨叫和电钻声总是令她心生疑虑、惶恐不安，可是父母总能巧妙地将她的疑问搪塞过去。正是这样的刺激促使她写出了那些怪异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父母对智力障碍的姐姐米卡实施暴力，便用枕头捂死了他们，救出了姐姐。但残酷的经历已经深烙心底，因此她不停地写作暗黑故事。《小苹果人》中，被父亲虐待的女孩把剃刀片嵌进了苹果人之中，并嘱咐父亲这是礼物不能吃。她料定了父亲会与她唱反调，一定会吃下苹果破喉而死，以此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最终，女孩又被自己创造的复仇工具吞噬。这一结局精准地预言了卡图兰的宿命——她创作的故事成为米卡模仿犯罪的原型，而她本人也最终困死于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

　　原作中的男性卡图兰，在越剧坤生陈丽君的演绎下极富张力，对身体折磨的无奈、恐惧，对犯罪事实的痛恨、懊恼，对所写故事的倚重、珍视，交织成角色内心的挣扎、肢体的抗拒和灵魂的迷失。

　　剧中最具深意的当属《河边小城的故事》：由死神扮演的车夫砍下了女孩的脚趾。这一残忍行为，在叙事反转中被重新诠释为一种拯救方式——正是女孩对车夫（死神）的善意，让他砍下了女孩的五个脚趾，使得跛足的女孩无法追随魔笛手进入毁灭之境。这种“伤害即拯救”的悖论，也成为了解读卡图兰杀父弑母、闷死米卡等行为的关键所在。

　　《小基督》中的酷刑叙事与《小绿猪》里的治愈童话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呈现了施虐与受虐的极端形态，揭示出人性中对抗、暴虐与征服的隐秘心理；后者则借助异色小猪这一隐喻，探讨了差异与认同这一永恒主题。这两则故事分别代表了卡图兰心灵的两个极端：一边是由创伤催生的暗黑想象，另外一边是对与众不同的隐秘渴望。米卡通过模仿故事对弱者进行残害，这一选择本身便深刻揭示了卡图兰无意识的欲望——她自以为是在用讲故事的方式安抚姐姐，实则是不断为她提供暴力模板。米卡的智商不足以让她区分文学与现实，这也从侧面揭示了文学伦理：暗黑、残酷艺术的接受者必须具备健全、理性、道德和审美的辨析能力，否则可能会对人类秩序与伦理造成反噬。艺术中的残酷与震惊旨在警醒世人，而非引诱人沉溺其中、滋生毁灭冲动。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卡图兰哄姐姐入睡。（图片源于鼓楼西戏剧）

　　施虐与受虐的辩证关系

　　卡图兰是典型的“创伤艺术家”——她通过写作将童年苦难审美化、叙事化，却在这一过程中将创伤转嫁给了她最想保护的人。她对米卡说，“如果你要烧掉我的故事，不如先烧掉我”，暴露出她对艺术的偏执心理：故事比人重要，叙事比命宝贵。当她迫使米卡说出“我想我会喜欢你写的故事”时，又凸显出她沉溺于幻想、不愿面对现实的固执。她想用故事来代替自身的存在，却未曾料到会跌入父母设下的心理陷阱：当年父母以生命为代价刺激她写出故事，而她如今又用故事架空了自己的人生。

　　在施虐与受虐的辩证关系中，米卡是全剧最复杂、最悲剧的形象之一。她因生来智力低下，成为了父母报复命运的宣泄对象；还有卡图兰于老屋发现的那具尸骨，极有可能也是非健全者，曾是病态父母的虐待对象。米卡既是被虐者，也是施虐者；既是故事的接受者，也是罪孽的实施者。她对卡图兰说“你让我那么做的”，这并非简单的外部归因，而是揭示了叙事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强大诱导性和塑造力。米卡模仿《小苹果人》的故事杀死了女孩，又模仿《河边小城的故事》砍掉了小孩的脚趾，还在埋葬父母的井旁制作了儿童游戏室，让小绿猪的故事以诡异方式“复活”。这种对故事的字面解读和盲目照搬，恰是对卡图兰“故事只是故事”这一自我辩护的反讽与反诘。当虚构的故事与现实中的虐杀相互映照、彼此渗透时，一个关于艺术伦理、创伤循环与人性悖论的寓言性图景被彻底打开了。剧中“你以为那是梦境，但它真实发生了”的反转，恰如卡图兰得知米卡犯罪事实时的震惊：虚构与现实的边界在某个临界点崩塌、混淆，置身其中的人只能在懊悔与迷茫中沉沦。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图为米卡。（图片源于鼓楼西戏剧）

　　全剧限定于密闭空间，情节在拷问、刑讯中进行，图波斯基与埃里尔是一对警察组合，构成了权力体系的“施虐——受虐”共生体。图波斯基以“智慧老人”自居，他讲述的《聋子男孩》的故事暴露了他的自负、自恋与操控欲——他需要通过操控他人命运来确认自身价值，又对生命抱有明显的冷酷与蔑视。而埃里尔童年遭受父亲性侵的创伤经历，让他对侵害儿童的犯罪行为充满仇恨。然而，他又打着“正义之名”对嫌疑人员施以暴力。他沉溺于自己构建的正义幻象——“孩子们将围着我，他们会知道我是谁”“会送我糖果”，这也暴露出他在“强者与弱者”“暴力与救赎”“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迷茫。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图片源于非常剧场）

　　《枕头人》揭示了人性中暗黑、混沌与寻求自我解脱三者相互缠绕、互为因果的关系。卡图兰用叙事遮掩创伤，却在叙事中强化了暴力的诱惑；米卡在受虐中习得了施虐的模式，却将痛苦转嫁给更弱的人；图波斯基与埃里尔以正义之名行使暴力，却在暴力中戳中了各自的创伤——图波斯基有失子之痛，埃里尔背负着抹不去的童年阴影。剧中没有纯粹的恶者，也没有无辜的善人，善与恶总是轮替不止，纠缠不清，这便是人类摆脱不了的“混沌”。

　　创伤记忆与艺术伦理

　　《枕头人》的寓言性，集中体现在它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质询上，卡图兰反复强调“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就是讲好他的故事”，但这一论调却被不断消解。当米卡将故事付诸行动，警察用故事作为定罪证据，图波斯基以故事类比自己的刑侦拷问，故事就不再是被书写的文体，而是成为介入现实的行动讯息，对于无力做出合理评判的他人而言，后果尤甚。观看此剧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作家描绘暴力时，他是在控诉暴力，还是在传授暴力？是在疗愈创伤，还是在刺痛创伤？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图片来源于鼓楼西戏剧）

　　在《枕头人》的故事中，那个善良的枕头人劝说孩子们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以避免更大的痛苦，这一悖论式的“慈悲杀戮”，正是卡图兰亲手闷死米卡这一行为的寓言原型和心理依据。而《作家和作家的兄弟》中那个被虐待的哥哥，则揭示了卡图兰写作的真正根源——她必须听到姐姐的惨叫，才能写出那些惊悚故事。这意味着她的艺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她既是受害者，也是旁观者，更是获利者。

　　“小绿猪”的故事在结尾处的复现，着实意味深长。当卡图兰在米卡入睡后轻声讲述唯一一个“没有脚趾头、没有剃刀片”的童话时，它呈现出故事的新可能，即叙事可以不依赖暴力与创伤。但哑巴女孩被漆成绿色、与小猪共处的情节，又让这个童话变成了另一种怪诞样子：哑巴女孩并不知道她在经历什么，还显得十分高兴，这要归因于米卡偶然参照了一个温和的文本，还是归因于人们对于隐形暴力的惯常容忍呢？

鼓楼西戏剧《枕头人》剧照。（图片源自上海热线）

　　《枕头人》的主题寓意，展现出在黑暗中寻找诗意的可能性，同时也表达了艺术对创伤进行正向转化的希望——苦难或许无法避免，但通过叙事，它可以被赋予新的形式与意义，乃至具有某种净化和拯救的可能。正如评论家马丁·艾斯林所言，麦克多纳的戏剧总是在“最黑暗的暴力中蕴含着最扭曲的温柔”，在直面苦难的表达中，始终保存着一丝人性之光。卡图兰为了拯救姐姐，将施暴的父母杀害；为了惩罚犯罪、血债血偿，又勒死了姐姐。埃里尔最终没有烧掉故事，而是将它们封存了五十年，这一情节暗示着人性之光或许隐秘难寻，但一直有人守护。这不仅指向了权力对艺术的影响这一深刻命题，也显现出这些暗黑故事所产生的社会土壤，以及人们对它们始终存在的复杂心理预期。

　　透过《枕头人》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每个人心中的暗黑与混沌，它也提示着在创伤与暴力的循环中，叙事既是毒药也可能成为解药这一事实。正如剧中的枕头人最终消失在“所有的地方”，那些关于痛苦与拯救的故事，也将永远在人类心灵的暗夜中低语——不是为了美化暴力，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凝视深渊时，不至于坠入幽冥之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文联特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