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经武 廖晨曦

　　近年来，以女性为主角、讲述女性故事的影片数量显著增多，其中不乏取得良好票房并引起一定社会反响的作品。《我，许可》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话题效应的电影。它以一对母女的日常相处为切口，讲述了两代女性真实而又鲜活的情感碰撞。影片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女性表达的边界，在展现当代女性的婚恋观念和主体觉醒方面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我，许可》海报

　　《我，许可》延续了杨荔钠导演作品一贯的气质，用细腻的女性视角将诸多社会性议题进行诗意化表达。然而，影片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影片想要表达的内容过多，导致剧情松散，主题不够聚焦；在一些桥段上刻意煽情，试图通过口号来体现议题的正确性，缺乏对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不免落入俗套。

　　创新表达与议题价值

　　女性电影日益受到观众青睐，不仅源于女性观影群体的壮大，更在于女性创作者以愈发多元、包容的视角，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议题与困境铺陈于大众面前。无论是聚焦两性关系的《好东西》，还是呈现中年女性困境的《出走的决心》，均以各自的切入点彰显女性价值与力量。《我，许可》将当下热议的话题置于母女关系之中，囊括“性教育”“身材焦虑”“主体意识”等话题，通过新旧思想的碰撞与对抗，使影片具备了较为强烈的戏剧张力。

　　影片最为大胆、新颖之处，在于题材选取与话题表达的直白坦率。它以女性常见的妇科手术“割息肉”为切口，将以往避而不谈的妇科疾病、身体器官等生理常识搬上银幕。片中，许可因一次意外出血，被检查出需进行息肉切除手术。然而，其母亲却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甚至提出“先结婚再手术”的荒谬建议。这一情节，既折射出女性身体自主权被落后的观念绑架，也揭示了社会与文化对女性主体的双重规训。作为一名成年女性，许可在手术面前却丧失签字权，这一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无数面临相似处境的女性群体的缩影。影片中的手术，由此升华为女性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影片中许可对于“我自己的身体自己不能决定吗”的反问，以及“你可以自己签字”的宣言，既代表了个体呼声，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促使观众重新思考女性的身体主体权，也是对现代女性角色的再审视。

　　此外，影片还通过多条支线展现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困境。例如，青春期女生的身体焦虑问题，少女黄薇因青春期发育导致体重增加，偷服避孕药以求减肥。许可知道后并没有简单说教，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向她证明“你可以长成你想成为的任何样子”，并帮助黄薇树立起对自身主体性的正确认知。这种处理，是对传统女性身体规训的有力回应。

　　导演杨荔钠擅长展现亲子关系，从《春潮》中母女的爱恨纠葛，到《妈妈！》中的相依相守，均展现出她对这一主题的深刻把握。《我，许可》则以轻喜剧的风格，表现出母女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情感表达上的差异。不过，导演并未让母女走向和解，而是选择了“反向教育”的路径。秦海璐饰演的胡春蓉是一位充满矛盾的母亲形象：她因无法忍受婚姻中的问题而离家出走，又因顾及世俗眼光迟迟不愿为女儿的手术签字。在她身上，凝结着传统女性的矛盾，也映照出东亚母女关系的缩影。因此，导演在处理母女关系时并未简单地将母女对立，也没有让女儿向母亲妥协，而是以许可代母亲维权、大胆展示自我、普及生理知识等方式，逐步引导母亲寻找主体意识。尤其是当胡春蓉穿着女儿赠送的新内衣站在镜前，流露出半哭半笑的复杂神情时，影片不仅展现了新一代女性的觉醒，更从另一维度刻画了母亲对自我的认同与解放。

　　当下，不少影片或许更多聚焦年轻女性的成长与觉醒，却忽视了中年女性群体的困境，后者往往成为衬托年轻女性的背景板，其自身的主体性被忽略。《我，许可》将镜头反转，着力展现女儿与母亲的同盟，开拓了女性叙事的更多可能与广阔天地，展示了母女关系在影像表达上的新路径。正如片中许可对母亲所言：“你可以放下一种叫做‘妈妈’的天职。”任何身份与职业，都不应成为困住女性、阻碍其寻找自我的枷锁。

　　表达过载与叙事断裂

　　影片虽在表达上呈现出年轻化、社会化的特质，题材亦颇为先锋，但在人物塑造与议题呈现上却显得过于庞杂，主题不够凝练，透露出强烈的“拼盘感”。

　　影片主要围绕“女性与社会”“母女关系”两条主线展开，两者看似均在探讨女性困境与自主权，但强行缝合后导致剧情冗长、节奏拖沓。主线临近收尾时，还需仓促为前期铺陈的支线作结，比如通过镜头的快速切换，来呈现对黄薇的开导、鼓励母亲寻找自由等，而最核心的母女矛盾与手术签字的冲突，反而以温情叙事一笔带过。

　　此外，影片大量依赖独白与对白，使影片更像一场情绪宣泄，而非直指矛盾本身。例如，许可在与女性朋友谈论恋爱观时，借彩礼等热门话题吸引眼球，却未深入问题实质，使表达流于口号，难以形成更深层的心灵冲击，失去了进行更深入思考与探讨的可能。

　　人物塑造方面，胡春蓉与许可更像是理想化情境下的母女关系。为凸显新一代女性的进步，许可的形象趋于理想化与功能化，不仅能改变母亲，还能教导学生，更像是替别人收拾烂摊子的“大人”，反而不及白客饰演的陈医生、李雪琴饰演的编辑等配角来得鲜活。母亲胡春蓉的人物设置亦脱离实际。作为传统家庭主妇，面对女儿带自己尝试新生活、新圈子，她毫无抵触，甚至快速融入，既不符合现实逻辑，也违背人物设计的内在一致性，使人物沦为服务于情节的工具。同时，胡春蓉最初拒绝签字源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导演仅通过“许可维权”这一情节便让她明白了身体主体性，又理解了女儿，进而同意签字。剧情推进得十分生硬，缺乏自洽。“签字”本是母女和解与理解的关键节点，却被轻描淡写地处理为温情结局，削弱了许可成功手术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这一处理不仅不符合人物的行动逻辑，也使人物的成长弧光显得突兀牵强，因此影片流露出矫揉造作与刻意煽情之嫌。许可最终得以手术，似乎更多归因于“社会的进步”，而非母亲思想的转变，这在主题表达上消解了影片本应具备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弱化了批判力度。

　　此外，影片中父亲的缺位与刻画略显符号化。对父亲形象的呈现，仅通过一盆被浇死的无花果、许可头上的疤痕等侧面描写加以暗示，被简化为功能性角色，落入俗套，缺乏对男性视角复杂性的深入探讨。虽意在突出女性主旨，却难免使性别议题的呈现流于浅表。

　　议题先行与共情稀释

　　《我，许可》在题材选取上的先锋与大胆固然值得肯定，但影片暴露的缺陷同样不容忽视，这也是同类题材创作的普遍困境：当影片试图涵盖多个议题时，却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导致叙事失焦。

　　为强化女性议题的情感冲击力，一些桥段使用刻意煽情的手法。例如，许可将母亲的五官比作各处景点的段落，被指模仿《好东西》中声音蒙太奇的桥段，显得生硬刻意，远不及后者自然轻盈。再如结尾，许可遇见年幼时的胡春蓉，对其大喊“要活出自己，要活得漂亮”，台词与情节设计同样突兀，使人难以沉浸于故事情境，弱化了影片的情感张力。

　　当影片中的每一个情节都背负着阐释社会议题的任务时，人物便容易沦为符号，失去应有的生动与鲜活。这不禁令人思考：一部女性电影的价值，究竟在于抛出足够多迎合市场的问题，还是在观众心中激起持续性的反思与力量？

　　《我，许可》在叙事与主题上存在明显松散与不清晰的问题，确实削弱了影片本该有的情感力度与批判锐度。但它如同一次大胆的演练，为女性叙事开拓了新的场域。可以预期，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创作者为女性题材电影贡献更多新的可能，创作出更多充满诚意和穿透力的作品，就像片中的台词所期许的那样“从假装自信，直到真的自信”。

　　（作者张经武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晨曦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202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