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像玉的石头

　　近日，电视剧《危险关系》热播，与大部分剧集受到关注的多为演员不同，《危险关系》受到瞩目的是导演。这自然是因为它的导演薛晓路在20多年前就拍出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该剧至今仍被视为家暴题材影视剧中以一当十的力作，乃至“安嘉和”已经成为像“娜拉”一样具有通用意义的象征符号。《危险关系》的意义亦在于此，作为国内首部全景式呈现精神控制（PUA）运作机制的剧集，它的议题性和当下性都显示出大众文化产品介入现实生活的充沛能量。

　　议题的胜利

　　议题性无疑是《危险关系》最鲜明的底色。2019年，牟林翰持续高频精神凌辱女友“包丽”（化名）致其自杀身亡，最终因虐待罪被判三年二个月。2025年11月，该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件。

　　导演薛晓路在《人物》的访谈中提到，《危险关系》的创作冲动确实来自于牟林翰案。从20多年前对肢体暴力的直视，到今天对隐蔽性更强的PUA的解剖，薛晓路完成了一次从身体疼痛到意志消磨的议题升级。如果说“安嘉和”标志着在法律尚未健全、社会认知尚停留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时代里的肉身恐惧，那么“罗梁”（《危险关系》男主人公）则精准地踩中了当下都市文明中最为脆弱的神经：一种基于情感勒索与认知操弄的深层绞杀。

　　这种升级不仅体现在题材的拓荒，更在于它试图打破一种根深蒂固的叙事偏见——即受害者必然是单纯无知或缺乏资源的弱者。正如当年牟林翰案带给社会的认知震荡，《危险关系》将女主人公颜聆设定为一名36岁、具备强大逻辑与行动能力的大学教师。这种设定具有鲜明的反刻板印象意图：当一个拥有智力资源与社会地位的成熟女性亦一步步地踏入陷阱，观众便无法再以“受害者有罪论”的上帝视角进行冷嘲热讽，转而必须直面那种“无孔不入的危险”。

　　在这一层面，《危险关系》与近年来涌现的《不完美受害人》《无尽的尽头》等作品构成了某种互文，或许可以把它们视为普法栏目剧的某种当代升级版本：姑且称之为“科普向”剧集。这类影视创作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对弱势者视角的“二次复述”，它不再满足于展示暴力，而是致力于拆解暴力发生的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正如引进中国内地的NTLIVE（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舞台纪录电影《初步举证》《非穷尽列举》通过女律师和女法官的自白完成对法律盲区的拷问，该剧的意义亦在于它让那些看不见的暴力通过受害者的感官显影，从而在法律证据之外，建立起一套关于情感主权的普遍常识。

　　然而，和许多同类型佳作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作为“科普向”的剧集，《危险关系》即使叙事性和完成度都在线，且演员阵容强大，也受困于收视数据的惨淡。一方面，观众确实对于消费受害者的苦难有所警惕；另一方面，不少观众也在某种程度上回避着切肤之痛。

　　男主的升级

　　《危险关系》设置了一个心智成熟的受害者，就需要一个“势均力敌”的施害者，这样才有可能让二人的关系在逻辑上和叙事上变得可信。《危险关系》的另一重成功，正在于对罗梁这一角色的塑造。

　　20多年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嘉和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无论以彼时还是此刻的眼光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具有魅力的男性，不如说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罗梁则不同，在具备了种种“硬件”条件的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符合当下情感需求的理想恋人：初识阶段保持礼貌却不疏离，试探阶段表现热情的同时又有分寸，暧昧阶段进退有度毫不油腻，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时甚至也找不出一丝“爹味”。假如他不是一个PUA惯犯，谁会不乐意与他进入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呢？

　　在赋予罗梁个性魅力的同时，剧集仅仅通过一个行为就充分展现了他的危险：他把与颜聆的微信聊天界面投屏在家中的电视上，随时关注，随时玩味。当弹幕纷纷表示自己“清醒着沉沦”“不管罗梁有毒没毒，先磕了再说”的时候，罗梁的欺骗性在叙事上也就趋向了完美：观众拥有颜聆所没有的“上帝视角”，仍然无法从这个骗局中全身而退，这段关系的危险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这个完美的骗局离不开扮演者吴慷仁外科手术般精准的演技。

　　科普的消解

　　然而随着剧情的进展，罗梁的身份被层层揭开，他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倾向的PUA高手，还是一个职业骗子，甚至是一个杀人犯。这样极端化的人物设定在戏剧冲突上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性仅仅是针对剧中人的，也正因如此，它反而降低了观众的代入感与警惕性。运用PUA技术实施犯罪是可以被识别的，杀人更是极端偶发事件，而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生活中却并不罕见。换句话说，一个NPD并不必然走上PUA乃至杀人的道路。正如在牟林翰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学习过PUA技术，他对女友进行的精神虐待全然是自发的。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牟林翰的概率远高于遇见罗梁。因此，当危险具象化为杀人放火的刑事犯罪，当施害者罗梁从NPD掠夺者“异化”为杀人犯，剧集便呈现出从议题介入到奇观消费的某种倒退。这种倒退带来的是对自身“科普向”的消解：一方面，有的观众会产生“我也遇不到这种魔头”的幸存者偏见，从而消解了对现实中那些不犯法却致命的心理虐待的警惕；另一方面，警惕性过高的观众又可能会陷入对于亲密关系的彻底怀疑，“对我太好的人会不会别有所图”。

　　爽剧的痕迹

　　同样是情感绞杀和精神控制，美剧《都是她的错》塑造了一个更为“普通”的男主人公。Peter极度自恋，习惯性地推卸责任并对伴侣和家人进行日常道德绑架：暗示妻子对孩子疏于照顾才导致孩子被绑架，暗示妹妹总是搞砸一切需要自己来收拾烂摊子，暗示腿部残疾的弟弟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保护而独立生活。全剧主线和副线揭露的都不是Peter违法犯罪的事实，而是他如何用持续的谎言掩盖自己的重大过错，为自己打造全能幻觉的同时，让身边的人逐渐陷入自我否定和情感失能。虽然结局也是俗套的“女主反杀”，但男主人公的平庸之恶营造出的窒息感，显然更加贴近真实生活，也更加精准地击中了观众的焦虑。

　　当然，《危险关系》同样也存在着反杀爽剧的痕迹。相比于梅湘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女主人公）挣扎、反复、鲜血淋漓的逃离，颜聆的反击来得如此“战术化”且轻而易举。这当然与剧集旨在全景展示PUA的运作机制而非受害者的创伤重建有关，也与前文已经提到的对男主的极端化处理有关——既然罗梁是犯罪分子，叙事逻辑就必须转向案件侦破和罪犯抓捕。

　　然而，回避受害者的创伤重建就是回避复杂性，但话又说回来，充分挖掘了情感诈骗受害人心理复杂性的《鹦鹉杀》，也没能被大部分观众所认可。或许复杂性的消失，也是一场创作者与观众在流量时代的无奈共谋。但如果危险总是被推向极端，我们便永远学不会在平凡日常里，识别那些以爱为名的控制。（像玉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