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祥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是一部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斗争史，也是影视创作如何书写都不为过的精神富矿。《八千里路云和月》以独特视角切入历史，将抗日前线与后方生活两条线索并行，以高度审美化的影像与蕴藉丰厚的历史气象，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以“新”的小人物切入大历史

　　随着时代需求、叙事视角、观众审美的变化，抗战题材剧“讲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讲”更为关键。如何切入历史，让尘封的史料变得可感，让冰冷的过往变得鲜活，成为创作者必须面对的命题。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相较于同类题材作品，《八千里路云和月》最大的突破在于其历史切入视角：以张云魁为代表的抗日前线将士，与以孟万福、丁玉娇、张汝贤为代表的后方群众，构成相互呼应的两条叙事线索。这两条线索一远一近、一刚一柔，虽相隔千里，却通过“月亮”这一传统意象实现了情感联结——张云魁身骑白马英姿飒爽，男儿捐躯赴国难，却“许国难许卿”。相较之下，孟万福则是近年来抗战叙事中极具新意的“小人物”。

　　孟万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出身底层，自小在鱼龙混杂的餐馆跑堂长大，大字不识，信奉“拳头解决问题”，深谙乱世生存之道，最大的心愿不过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国民党军人在饭馆寻衅时，他能以油炸豆腐冒充牛肉蒙混过关；乱世之中，他能凭一己之力攒下钱为小月买下金簪。他的处世哲学代表着市井的生存智慧：追求现世的安稳，要过自己的好日子，即便有时难免如“爬虫”苟活。

　　在大儒张汝贤看来，他格调不高，朽木粪土难堪大任，可正是这份极强的生存能力与脚踏实地的现实态度，让他在乱世中站稳脚跟。为买火车票不惜插队，也凭着这份“厚脸皮”，拥有了跨越八千里路的毅力；在废墟中找到热水，为丁玉娇顺利接生；用看似“混不吝”的手法帮助丁玉娇在张云旗夫妇的算计中站稳脚跟，让丁玉娇母子有了寄生之处；以“兰陵七绝”包子打动田家泰，救出日军魔爪下的张汝贤……可以说，若没有孟万福这个在风雨中硬挺的“舵手”，张家这叶小舟早已于乱世中倾覆。

　　中国历史上，甚少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立传。在传统的抗战题材作品中，主角多为意志坚定的军人或奔走呐喊的知识分子，因其更贴合大众认知中“士”的英雄形象，却鲜少有孟万福这样围着灶台打转、为生计奔波的小人物。孟万福这样的人，以往大多被设为配角，在创作上极易陷入油滑虚夸的误区，甚至有成为“神剧”的风险。而《八千里路云和月》好就好在把这样的小人物“立”住了。

　　导演张永新对演员的要求是“贴着地皮走”，“贴着地皮”并非自降品格、迎合大众，而是让人物扎根于真实的历史情境，做出符合逻辑的反应，以真实的人性支撑人物的成长——不强行拔高，也不刻意矮化，让小人物的转变自然而有力量。所以，这部剧最突出的特色，乃是通过小人物的艰难跋涉，铺展出血与火中的流民长卷，既揭露了国民党后方的乱象丛生，更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在民族精神感召下，摆脱“爬虫式”的生存状态，最终走向保家卫国之路的蜕变。这种蜕变，与张云魁在前线目睹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相互倾轧、腐败丛生，进而蜕变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新四军将领，形成了呼应，二者共同构成了民族精神觉醒的隐喻。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梳理近年来的主题剧创作，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无论作品外在形式如何创新，其核心的精神感召力越强，就越能深入人心。而这种精神感召力的核心，正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

　　这部剧从开篇便紧扣“气”字：张汝贤通过对比赵孟頫与颜真卿的书法，鲜明提出“才者，技艺也；气者，筋骨也；无气之才，不过是技巧的堆砌；有气之才，方能成为万代宗师”。在我看来，张汝贤在剧中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脉文心的化身——他坚守“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的底线，拒绝食用日本米，以一身浩然正气痛斥日军藤田“蕞尔小国，两脚禽兽”，令人想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最终，他看到日军招摇入城，悲愤不已地高呼“中国必胜，抗战到底”，随即从楼上一跃而下。他用生命践行了九死未悔的气节，成为屈原投江以唤醒国人精神的现代写照。

　　这种宁折不弯的气节，实际上也体现在剧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身上。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生死观，但关键时刻却坚守“气节大于天”：张云魁在柳镇与日军鏖战至最后一刻，特意命孟万福离开战场，嘱托他带着自己的中山剑转告父亲，要向世人宣告真相，保住八十七旅的美名；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田家泰，在日军与汪伪政权的威逼利诱下虚与委蛇，始终坚守民族底线，想方设法将工厂机械运往重庆，最终，他怒掴日本军官角谷，打出了中国人的尊严；街头募捐时，即便衣衫褴褛的难民、小商贩，也会尽己所能捐出钱财，用微薄之力抵抗外敌，这亦是民族气节最朴素、最动人的体现。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剧名取自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而这句词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核心就在其蕴含的强烈民族气节。作品开篇便通过丁玉娇的口吻点明，她要向儿子张月明讲述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出黑暗、走向黎明”的。历史剧的重要使命，正是通过典型的人物与荡气回肠的故事，展现中国人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阐释民族精神为何能在无数场浩劫中薪火相传，华夏民族为何能生生不息。不少网友表示，剧中诸多情节令人泪目：张汝贤得知张云魁战死沙场，高呼“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战士们身绑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张汝贤与几位爱国志士从狱中走出，恰逢台儿庄大捷，满城舞狮庆祝的场景，不正是一千多年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历史再现吗？这种情感共鸣，正是历史剧创作最核心的使命与价值所在。

　　将诗意表达与战争题材相结合

　　张永新导演的《觉醒年代》讲述的是民族的启蒙与觉醒。这样一个看似抽象、宏大的主题，在张导的镜头下被高度审美化：物的隐喻、比兴的手法、意象的运用等传统民族化手法，赋予了作品诗意。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张永新延续了这种诗意化的表达，当它与战争题材结合，更生出一种壮怀激烈、荡气回肠的审美意境。

　　从开篇张云魁与丁玉娇的见面与分别说起。江南烟雨的氤氲氛围中，张云魁临危受命要出征，甚至没来得及与身怀六甲的丁玉娇说上一句话。两人相顾无言，却彼此牵挂。“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观念，让他在离别时没有太多儿女情长。张云魁匆匆上路，丁玉娇急忙装起蚕豆追出去，两人再次相遇，此处“无声胜有声”，正是中国传统叙事中的蕴藉与留白。

　　在白家宅战役中，将士们的鲜血洒向雪白的棉花，刺目的色彩对比，既是对日寇的血腥控诉，更是对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高歌。一部抗战史，就是血与火的淬炼，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张永新导演从真实历史中找到了具体的意象，同时将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通过高度审美化的手段呈现出来，既见历史，又见精神。南京郊外残缺的古代将士石像、战争之后残阳如血的天空，更是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抵抗外辱的历史穿越时空地联结在一起，展现出深沉蕴藉、沉雄慷慨的民族情感，被网友称赞为“高级审美”。

　　而全剧最重要的意象——月亮，更是一种民族化的审美表达。每一次月圆之夜，都是寄托人物情感的时刻。月圆象征团圆，但国破之时，何来团圆？月亮的阴晴圆缺，与人物和国家的命运起伏相连。南京遭日寇入侵时，丁玉娇、张汝贤和其他民众躲在地下防空洞里，吃着月饼仰望天上的月亮，那轮明月寄托着几千年来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八十七旅全军将士在战壕水沟中望着天上的明月，唱着家乡的小曲，那是军人的豪情与乡愁。丁玉娇在战争废墟中产子时，望着天上的明月，国破山河在，新一代在此诞生，中华民族血脉不断。张汝贤在月下悼念张云魁，仰天颤问：“你在那边吃得到月饼吗？”……如此种种，无不让人潸然泪下，每一次月圆，都寄托着中国人的情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当观众抬头，见到同样的月亮，便也能感受到彼时人们的强烈情感吧。

　　当然，这部剧也存在着一些创作上的瑕疵，比如两条叙事线索稍显割裂脱节，戏剧结构的合理性还有提升空间，部分人物的言论与身份有些错位等等。但就作品整体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可以说，它是近年来抗战剧中少有的佳作，不仅贡献了新的典型人物，也带来了新的艺术收获，为抗战叙事图谱增添了新的颜色。（胡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