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韵竹

　　对于00后群体来说，《我，许可》中的母亲胡春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她不太像妈妈，更像姐姐，甚至是女儿的女儿。胡春蓉是70后，刚满48岁，正值壮年。她的孩子气不是“老顽童”式的返璞和豁达，而是“母权让位”。此前从未在国产屏幕上出现过的一种倒错母女关系，被《我，许可》拍出来了。

《我，许可》海报。

　　母权权威的消解

　　《我，许可》的女主许可今年25岁。将时间倒推回2019年，那一年许可正在备战高考，与《小欢喜》中的乔英子是同一届。

　　发生在《小欢喜》母女身上的核心戏剧冲突是母亲的控制欲。剧中，母亲宋倩坚持每天煮海参给乔英子吃。7年后，《我，许可》的母亲胡春蓉强迫女儿许可吃从老家带来的“走地鸡”，许可因拒绝食用，导致二人冲突爆发。

　　不止于此，胡春蓉与许可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长期确立于生活经验上的母亲权威，在信息与生产力共同爆发的时代逐渐消散。《你好，李焕英》中的50后母亲在物质匮乏时期掌握修补衣服的刺绣技术，获得女儿的崇拜。这样的崇拜，70后母亲难以从00后女儿那里获得。相反，在许可的心里，母亲不仅控制欲强，还缺乏“常识”。她不得不为母亲的生活托底，小到讨要日结酬劳，大到起诉雇主骚扰——这时，女儿成为了大人，事事为母亲出头，而母亲则成了孩子，躲在一旁哭泣。最令许可不能理解的是，当她为了母亲向雇主争取权益时，母亲竟然同情起了雇主。

　　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

　　相较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胡春蓉的形象虽然独特，但与琼瑶笔下的女性角色存在显著的相似性。70后的青春期，琼瑶作品正风靡。在那个年代，女性以“真善美”为最高的自我价值认定标准，她们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善良。面对冲突，比起争取实际利益，得到道德认可是她们更熟悉的解决方式。琼瑶带着善意塑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她们忍让、自我牺牲，相信可以靠着善良感化敌人。影片中的胡春蓉人到中年还爱看“霸总小说”，很有可能少女时期就是琼瑶小说的受众。

　　前段时间，网友们把琼瑶的代表作之一《情深深雨濛濛》翻了出来，重新审视其中的两位母亲——傅文佩和王雪琴，发现对于剧中的两位母亲，过去的评价完全被颠覆了。

　　新一代观众对傅文佩评价极低，认为在做母亲这件事上，王雪琴比傅文佩称职得多。剧中，傅文佩与女儿依萍相依为命，还用陆振华给的生活费接济李副官一家。在道德优先的叙事环境里，傅文佩是受害者，占据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是正面角色；王雪琴精明算计，设法赶走竞争对手，道德有瑕疵，是负面角色。

　　今天的年轻观众衡量母亲是否称职，看的是母亲能否为孩子争取到资源以及提供庇护。有些道德灰度、但全力保护孩子利益的母亲形象，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的共识。近年来荧幕上也经常出现这类角色，例如《默杀》中的李涵、《涉过愤怒的海》中的景岚。母职标准在代际间已悄然完成反转。这种微妙的观念冲突，《我，许可》也拍出来了。

　　母女之间的镜像关系

　　与胡春蓉的个性软弱、缺少边界相反，许可不仅性格刚烈，还有极强的保护欲，以及果决的行事风格。她总是不给自己留退路，并伴有一定应激性，例如为解救服药昏迷的女学生，她毫不犹豫地砸破窗户；为保护母亲被骚扰的关键证据，她强闯雇主别墅。

　　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认为，母女关系存在一种镜像性，女儿要么很像母亲，要么拼命不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无论成长为哪一种，母亲都是女儿人格最重要的塑造者。母女之间的镜像关系如同父子关系中的弑父精神，在影视创作里被使用得相当频繁。例如，电影《喜福会》用它来刻画移民华人语境里代表旧社会妇女的母亲与新华裔女儿之间的思想冲突。女儿们自以为聪明，有母亲那一代人未曾获得的自由，却忘了她们能接受新式教育是因为母亲先把她们带到了发达国家的土地上。

　　《我，许可》中的许可在影片后半段忽然好奇起了胡春蓉年轻时的样子，然后她听到了母亲的爱情故事。胡春蓉当年选择这位丈夫是因为他“博学”，尽管这种浅薄的“博学”在现在看来有些滑稽，但也体现了她内心对知识的追求。通过婚姻，她让她的孩子出生并生活在了城市，拥有了比她更高的起点。许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她开始反思。

　　女儿之爱与母亲之爱

　　反思总是痛苦的。当女儿们开始意识到她们在用母亲为她们争取到的权利来轻视自己的母亲时，愧疚如潮水般涌来。

　　《我，许可》全片使用客观镜头和插科打诨的快节奏剪辑，展现胡春蓉与许可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只在最后使用超现实手法，描绘了许可的一个梦。梦里，许可见到了儿童时期的母亲。小女孩问许可：“我认识你吗？”许可答：“我希望你幸福、快乐。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认识。”这种倒错的母女关系，将现代母女之间微妙又不可言说的命题表达了出来。

　　在网络话题“如果母亲可以过上更好的人生，代价是女儿不会出生”的相关讨论里，几乎所有女儿都选择了自我牺牲，让母亲幸福。和许可一样，年轻一代女性普遍对母亲存在倒错的保护欲和拯救欲，这形成了一种现象。她们先是因为信息差异将母亲视为需要被教育的无知者，又因为观念差异将母亲缺少掠夺力的人格视为软弱，并为了对抗这种软弱逼迫自己变强。最后，她们认为自己对母亲施加的精神暴力是导致母亲人生不幸的因素之一，于是在潜意识里，她们希望自己消失。

　　《你好，李焕英》中，晓玲认为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如果母亲没有生下自己，一定会过得更好。察觉到女儿的想法后，李焕英对她说：“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特别好，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呢？”假如视角切换，将《我，许可》改成《我，胡春蓉》，这或许也会是胡春蓉给许可的答案。

　　（作者系青年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