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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 杜
《主角》和《人世间》都来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都面对一个相似的改编难题:篇幅庞大的文学文本,怎样转化成大众能够进入的长剧。
《人世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把文学里的时代重量落到家庭伦理里,让观众通过熟悉的生活关系进入宏大的时代叙事。

电视剧《主角》剧照。(图片源于豆瓣)
《主角》有着另一重门槛,它面对的不只是时代变迁,还有秦腔这门地方戏本身。如果把秦腔写得太轻,容易变成唱段、方言和地域气氛的拼贴;如果保留得太重,又会让普通观众觉得陌生。它最后凝练出了秦腔所根植的黄土地生命气息、唱段唱腔所含有的精神姿态、生存起伏所带有的传奇性,在特有的人文质地中打开了精彩的戏剧空间与表现力。
不同于其他“大女主”故事,《主角》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去写一个不想当主角的人。从秦岭放羊娃到县剧团烧火丫头,忆秦娥的每一步,都更像是被人际关系、剧团秩序和时代浪潮共同推着往前走。
但正是这种被动,让这部剧找到了最独特的叙事底气,它没有制造天才横空出世的爽感,相反,让观众看见一个女版郭靖式的普通人,怎样在命运的缝隙里,被一点点磨成舞台上的名角。因此,其中最为有趣的部分,无疑是厚重年代剧拥有了一种“江湖武林”式的戏剧性。憨傻丫头误入名门正派,巧遇一众“扫地僧”得到秘传,在规矩与等级里一关一关破境……这让叙事本身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它让秦腔唱段和人物境遇同步对照,戏中戏的结构,更像是一份提前写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剧本。一群活在时代夹缝里的鲜活灵魂,拼出一幅秦腔人的集体画像,没有纯粹的善恶,只有被权力、欲望和艺术信仰撕扯的灰度。
如果说《人世间》让观众在一个家庭里看见时代,那么《主角》则让观众在一门戏里听见时代;更诉说出,主角从来不是一个位置,而是一种在命运里不肯低头的姿态。
一个不争、不响的人,如何成为主角
《主角》的反套路,从第一集就亮明了态度。它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在山沟里放羊的野丫头——易来弟,一个连说话都带着怯弱的孩子。她是被舅舅胡三元“捡”进县剧团的,原本想带的是她姐姐,姐姐定了婚约婆家不放人,胡三元不甘心空手回去,才临时改主意带走了这个更不起眼的丫头。
从童年到青年,她在“烧火丫头”这个身份上曾待了很久。伙房的杂活、师父的训斥、一遍遍枯燥到让人想逃的练功,构成了她最早的世界。成年忆秦娥的出场被有意延后,这种叙事上的延迟满足,恰恰是这个人物立住的关键。观众先看到一个女孩如何适应剧团生活,如何被师承和规训重新塑形,然后才在考核现场,看见她几乎未经自觉的秦腔天赋。
而她的名字,甚至都不是自己选的,从承载父母期望的易来弟,到深藏舅舅执念的易青娥,再到后来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每一次更名都像是命运在她身上盖下的新印章,而她始终是被盖章的那个人。
刘浩存也为角色接受了系统的秦腔训练,剧中也需要完成唱念做打、身段水袖等表演内容,这种身体层面的学习,和忆秦娥在戏里被秦腔重新塑形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互文——戏里戏外,都是一个普通人被抛进专业世界,然后用身体记住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忆秦娥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倔劲,和角色天然贴合。但即便如此,她的成角之路依然少有强烈的自我宣言,更多来自环境的推动和旁人的托举。胡三元作为敲鼓人,本身就是一处隐喻,舞台中央的人被看见,台下的鼓点决定一出戏的节奏和起落。忆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台前的,她的光芒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由练功场、剧团秩序和时代共同打磨出来的。
忆秦娥的被动,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意志。她的被动主要体现在起点和路径上。她不是主动选择秦腔的人,却在被秦腔选择之后,一点点把外部推力变成了自己的本事。这种被动,却在当下的剧集表达里尤为难得——当大多数女主“必须”高喊励志成长的时候,《主角》选择了一个连主角这个身份都不曾奢望的女孩,让观众陪她一起经历重塑的过程。这份耐心,本身就是对快餐式主角叙事的一种纠正。
江湖式的叙事,重写了“女主”的成长路径
如果只有被动这一条线索,《主角》很容易陷入沉闷的苦难叙事。但它巧妙的地方在于,把厚重年代剧、戏曲题材,同一种民间江湖传奇的成长结构进行了嫁接。
易来弟进入县剧团,像一个底层小人物误闯门派,有师承等级,有规矩秘技,也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看不明白的江湖秩序。烧火练功,挨训登台,构成了一关一关的试炼。胡三元像她的引路人,老一辈演员像门派里的严师,让秦腔身段和唱腔成为一门“绝世武功”。
这背后,是《主角》找到了女性成长叙事的新语法,既不是单纯的苦难承受,也不是口号式的自我觉醒,而是把一个野丫头放进这套严密的秩序里,让她通过技艺习得和命运闯关,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江湖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忆秦娥属于那种天赋和韧劲都占全了的人,但她本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她只想把戏唱好,却一步步被推上了旁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这个江湖里的女性高光也不只有她一个人。花彩香是曾经的当家花旦,站在艺术云端的人,骨子里对秦腔赤诚到发烫。米兰则曾是长久的配角,在侧幕条后面候场的人,和花彩香争了大半辈子,虽然城府深,却也有着自己的底线。三个人之间既有师徒传承,也有竞争角力,更有女性之间那种复杂而真实的情感张力。
很有意思的是剧版对米兰的改编:原著里她远嫁美国,剧中她却选择南下创业,赶上改革开放浪潮成了富婆,多年后以优雅的姿态回归,赞助剧团赴海外演出,还点名让已经落魄的花彩香登台。这是一个曾经的配角对昔日对手最体面的成全,颇有一种江湖气质的高手相惜。
正是这种江湖式的框架,让《主角》和其他年代女性故事打出了差异。它没有被家庭伦理的细密框住,也没有被宏大叙事压住,而是在一套戏曲行当独特的戏剧空间中,重新发现了女性成长的精气神和魅力。
人生未开口,戏台已先唱出回声
推动忆秦娥往前走的力量,不只有亲人和剧团秩序,还有秦腔本身。秦腔已经用另一出戏,提前唱出了她人生的影子。
苟存忠的出现,就是这道回声真正落到她身上的开始。此前的易青娥,离舞台很近,又离舞台很远。她在伙房添柴烧火,始终是一个被临时带进剧团的乡下丫头;苟存忠看她,却看见了还没有被她自己意识到的东西。
她腰腿有力,肯下死功夫,也有一种不绕弯子的实诚。所以苟存忠给她的第一样东西,是学艺最根本的规矩。去伙房干活前要练功,晚上活做完了还要继续学戏。剧集没有把成角写成灵光一闪的奇迹,而是写成日复一日的笨功夫。
《打焦赞》就是这道命运回声里最清晰的一声。戏里的杨排风,同样是烧火丫头,却能临阵登场,立功成名;戏外的易青娥,也正从县剧团的灶台边走来。前者像是替后者提前活过一遍,后者又在登台时,把那段戏里的传奇接回到自己身上。到这里,戏中戏不再只是秦腔背景,也不是单纯增加地域质感的唱段,而像是一份提前埋在她命运里的暗示。
更重要的是,《打焦赞》的成功,来自于苟存忠和几位老艺人的托举,让这场登台带上了很强的秦腔江湖感。武旦的棍法身段,每一样都像一位江湖大师托举的奇迹。这种托举并没有停在《打焦赞》一场戏里。后来苟存忠为给忆秦娥垫场,登台表演《鬼怨·杀生》里的八十一口连珠火,几乎把自己最后的气力都交给了舞台。他把最后一口气化成了火,也把这口气背后的传承,交给了忆秦娥。
《打焦赞》的初次成功,颇具武侠里小人物初登场的爽感。尤其是在漫长的后台蛰伏之后,这种爆发式的成功更为动人。那一刻,她不再只是后台烧火的人,也不再只是被胡三元带进剧团的那个替代品。她在杨排风的身段里,第一次摸到了主角的边缘。
舞台没有立刻改变她的人生,却第一次让她走到台前,从《打焦赞》开始,秦腔不再只是易青娥身边的背景声,而成了真正参与她命运的力量。后来她会遇到更大的舞台、更复杂的人情,也会经历名声、情感和时代的反复撕扯。但这第一次成功已经替她定下了底色。
秦川群像,时代夹缝中的灰度
《主角》并没有把忆秦娥的成功写成一个人的传奇。她能走到台前,是因为身后有一整个剧团,有师承,有对手,有庇护,也有不断在调整的时代秩序。这部剧中的群像拒绝了简单的正反二分。这些人不是为主角服务的工具人,而是一群在时代转向中各自站位的秦腔人,每个人都在权力、欲望和艺术信仰之间撕扯,呈现出真实的灰度。
黄正经是县剧团主任,他推动样板戏发展,有他的事业理想,身上带着那个年代干部常见的革命热情。但与此同时,他并不真正懂戏,总想建立自己的威信,尤其是把“整人”放在了人才与发展之前,在时代变迁之时他的领导事实上站到了剧团进步的对立面,他的最终调离也是象征了剧团外行领导内行时代的终结。

胡三元是忆秦娥进入秦腔世界的引路人,他用鼓点托举后辈,也用自己的粗粝冲动,构成忆秦娥人生最早的推动力。他一生大起大落,因被误会作风有问题而停职,因舞台意外事故入狱,出狱后靠正骨手艺和鼓艺在省剧团当临时工。他既是忆秦娥的恩人,也是她命运里最早的推手——没有胡三元,忆秦娥不会进剧团;可也是他的入狱,让忆秦娥过早地失去了庇护。

花彩香和米兰,则共同写出了主角位置的流动。花彩香曾经是台上的当家花旦,后来跌落到一地鸡毛的生活深处,却仍然把戏服行头交给忆秦娥,也把“主角不是争来的,是戏给的”这句话交给她。米兰则代表另一种命运分岔,她曾长期站在挑战者和配角的位置上,后来转身走向新的生活,又在多年后以另一种姿态回到剧团。
她们一个让忆秦娥看见舞台中央的无常,一个让她看见时代转身后的新出口。今天的主角,明天也可能退到侧幕;曾经的配角,也可能在别处重新开场。
至于封潇潇和刘红兵,他们放在忆秦娥的青春线里看,不只是情感对象,更像是她成长途中不同阶段的印记。封潇潇是县剧团时期的师兄,在她受排挤时挺身而出,又让忆秦娥在事业关键期备受波动,这代表了少女时代的懵懂和遗憾。刘红兵是省剧团领导的儿子,死皮赖脸地追求,在忆秦娥被造谣中伤时冲上去找人算账,代表了成年后的现实选择。
这群人加在一起,让忆秦娥的主角之路带上了集体性。她身后,站着一整个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剧团。(小 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