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杨珍子

　　2025年秋天，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导演林奕华的一个表态，在戏剧界激起不小的水花——剧中多数曲目为AI创作。同期，中国首部AI概念国风音乐剧《心安东坡》在海南首演，一个名为“坡叔”的AI东坡形象贯穿全剧，并与真人演员同台飙戏。旋律可由算法批量生成，虚拟角色能与真人同台共演。于是，一个问题被推到了聚光灯下：AI时代，音乐剧创作还需要“人”吗？

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剧照

　　AI的辅助：协作者而非创造者

　　讨论AI与音乐剧的关系，首先得厘清一个基本事实：AI真正擅长的不是创作，而是预测。它依赖海量数据训练，推算在特定风格、情绪与结构条件下，哪种选择最可能被接受。人类创作当然也包含预测，创作者会预估观众的接受度，会预演某种形式带来的效果。但人类的预测植根于对世界的理解与对表达的渴望，AI的预测不过是基于数据分布的演算。这一区别，决定了AI的角色定位：它可以是高效的协作者，却很难成为真正的创造者。

　　在音乐创作环节，AI的辅助价值已有初步验证。高中校园音乐剧《笔下青春》中，8名学生借助DeepSeek完成剧本架构与歌词生成，又用和弦派（ChordPie）进行作曲编曲，“学生主导创作方向、教师督导艺术质量、AI辅助技术实现”的协作模式由此成型。剧本与文本创作层面，台湾亲子音乐剧《时空玫瑰》从AI生成的剧本大纲出发，由人类剧作家逐处打磨情节转折，注入爱、友情、勇气等教育内涵。

　　舞台视觉方面也有探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南京艺术学院联合打造的沉浸式实验音乐剧《来自远方》，将AIGC技术与CAVE沉浸式虚拟现实平台结合，通过文本生成模型快速生成场景概念草图。技术手段带来的，是物理表现边界的拓展，也是创作试错成本的大幅降低。

　　不过，当我们逐一审视这些AI可辅助的环节，便可发现它们通通指向效率的提升、可能性的拓展、重复性劳动的替代，而非创作本质的替换。

　　人的在场：不可替代的三重根基

　　若AI只是辅助，那么必须由人坚守的阵地在哪里？要想寻找答案，恐怕要回到音乐剧创作的根基——那些关乎情感、意义与价值判断的地带。

　　第一重：戏剧性的判断力。

　　音乐剧里的旋律从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段唱腔“是谁在唱”“角色此刻的情绪是否积累到非唱不可的地步”“演唱之后的剧情是否有被推进”——这些牵涉戏剧内在肌理的问题，AI既听不懂，也答不出。

　　AI擅长从音色、和声、节奏中提取并重组统计特征，因此可以精准复刻某种风格；但它无法理解，为何在特定的戏剧节点，音乐动机必须发生特定转向。它能预测好听的旋律，却无法理解音乐的内在动机；它可以复制特定的风格，却无须为叙事结构承担责任。

　　第二重：生命体验的唯一性。

　　艺术创作的本质，从来不是形式的排列组合，而是生命体验的符号化表达。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提出“艺术即直觉”，认为艺术是心灵活动的直接外显，是主体将自身对世界的感受凝结为形式的产物。这种直觉不是从既有规则中推演出来的，它仰赖于个体在世界中“亲在”的经验积累。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则提示我们，人的知觉与情感植根于“身体-主体”与世界的交互——我们对时间、空间、他人和自身的全部理解，都带着身体的温度与具体情境的印记。

　　音乐剧作为一种以身体在场、声音传递和即时互动为核心的综合艺术，它所依赖的情感质地，恰恰来自创作者在具体时空中累积起的、不可复制的知觉经验。AI作为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在世界中获得“亲在”的认知系统，虽然能够模仿情感的形式结构，如悲伤的小调、欢快的节奏，但永远不会拥有情感所依附的“自我”，更不可能拥有那个自我的生命历程。真正的艺术表达，是对情感的显形和外化。很显然，这一“显形”与“外化”的过程，无法通过概率计算，也不能由算法替代。

　　第三重：价值选择的自主性。

　　在更开阔的视野里，AI改变的是戏剧创作中“怎么写”的问题，即让流程更高效、分工更精确、整体效率显著提升，但在“为什么写”这个问题上，它始终沉默不语。音乐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终极追问从来不是“如何制作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声音”。这些问题涉及价值判断、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却不是算法可以优化的目标函数。

　　边界之内：寻找“人机共生”的平衡点

　　厘清“辅助”与“坚守”的边界后，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随之显现：落实到实践层面，这条边界究竟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

　　从目前海内外的实践看，这一边界并不清晰。2016年伦敦上演的音乐剧《超越藩篱》（Beyond the Fence），其技术团队曾用AI分析大量音乐剧作品，总结出所谓的“成功参数”，再据此生成剧本和歌曲。人机边界与其说是一条静态的分割线，不如说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布莱恩·凯特的一席话，值得玩味：“艺术不会因新的工具出现而改变，只有当艺术家发现工具能开启全新的观察、创作与想象方式的时候，艺术才会真正蜕变。”这一判断，为我们思考音乐剧中的人机关系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入口：AI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能做什么，而在于它能让人类创作者看见什么此前未曾看见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音乐剧创作中“人的在场”，从来不是固守某种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是始终握有对AI生成结果的艺术判断权与筛选权。AI可以提供选项，可以拓展可能性，可以处理重复性工作，但最终的选择权在人的手中。

　　回到开篇那个问题：AI时代，音乐剧创作还需要“人”吗？答案已经很清楚——不仅需要，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当技术可以批量生产合格的旋律与文本时，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反而更依赖人的判断力、生命体验与价值选择。AI可以成为音乐剧创作中最得力的协作者，但它永远取代不了那个在剧本里、在音符间、在舞台上真正“在场”的人。这或许正是AI时代给予音乐剧创作最深长的启示：技术的进步从未消解艺术中“人”的价值，相反，它让这种价值变得前所未有的不可替代。

　　（作者李杨珍子为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