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健

　　作为好莱坞最擅长拍摄外星人题材的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2026年暑期档带着新片《揭秘日》归来。表面上，《揭秘日》是一部关于UFO、政府机密与全球危机的类型片，实际上影片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外星人是否存在”这一科学命题，而是人类为何总是把恐惧、救赎与审判的想象寄托在外星人身上。

《揭秘日》海报

　　影片使用了阴谋惊悚片的外壳，秘密机构、封存档案、被追捕的知情者、失控的公共舆论等元素，足以唤醒观众对《X档案》以来的UFO叙事的熟悉记忆。但是，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将故事推到纯粹的怀疑主义迷宫里，而是让外星人重新回到一种近乎“神圣他者”的位置：它们并非单纯的入侵者，也不只是技术更先进的异域生命，而是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文明处境的超越性存在。

　　影片延续了科幻电影中“神之外星人”的传统。自《地球停转之日》这部科幻影史经典之作之后，外星人就常常被赋予某种道德裁判的功能：他们从天外而来，拥有比人类更渊博的知识、更冷静的眼光，对人类暴力和自毁的趋势发出警告。阿瑟·克拉克所著的小说《童年的终结》更进一步，将外星智慧塑造成一种神秘力量，引导人类迈入一个更高阶的存在形态。斯皮尔伯格早年的《第三类接触》，同样不满足于把外星人拍成怪物或敌人，而是将接触的过程当成一次充满敬畏的精神体验。《揭秘日》显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文化传统，只是它把旧日的“飞碟神话”移到了当下的信息社会之中，外星人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再主要体现为“奇观”的降临，而是关于真相、媒介、权力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冲突载体。

　　这种处理给《揭秘日》带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几年来，随着UAP（不明空中现象，可以理解为美国政府对“飞碟”或UFO的官方表述）相关报告、听证会以及大量影像资料进入了公众视野，“外星人”这个曾经游离于主流文化边缘的话题，又重新在西方社会获得了政治和媒体的关注。今天的人们不仅想知道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智慧生命，还想知道自己所处的生活现实中究竟有多少信息被遮蔽、被筛选、被重新包装。斯皮尔伯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情绪。因此，影片里所谓的“揭秘”，除了对外星存在进行公开之外，还指向了信息时代的一种普遍焦虑：当我们每天被海量资讯包围时，真正可信的真相反而越来越稀缺。

　　不过，如果仅把《揭秘日》看作一部迎合UFO热潮的作品的话，那显然大大低估了它的复杂性。影片中的外星人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叙事意义上的象征结构。它们体现的是人类对于未知的想象、对于秩序的渴望，以及在战争、技术失控和制度不被信任时人们寻求某种外部纠偏力量的心理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揭秘日》与其说是在讨论外星文明，不如说是在讨论人类文明自身：为何总是期待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力量来替我们终止争斗？为何当自身道德能力失效时，仍希望宇宙深处存在一个更高的评判者？

　　但是，在现实的舆论场中，公众在面对“外星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种介于科学表达与艺术表达之间“鸡同鸭讲”的困局。从天体生物学的角度讲，宇宙空间如此辽阔，恒星、行星数量如此惊人，地球生命大概率不是孤例。虽然德雷克方程等科学假说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能够说明“人类是否孤独”不是个荒诞问题。至于是否曾有外星智慧生命到访地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需要有严密的证据链，并且要有经得起推敲的科学论证。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UAP现象的存在，但是不能将UAP现象归因于外星文明。将“宇宙中可能存在生命”的推测直接推导为“外星人曾经来到地球”，是逻辑上的跳跃，也会使科学问题变成信仰、神秘主义或阴谋论。

　　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正好处于科学与想象之间。它们不一定能够回答真实宇宙中的生命问题，但是可以准确地反映创作者所处时代的精神结构。20世纪50年代，电影中的外星人，通常被描绘成和平使者，在核恐慌与冷战阴影下，人们希望宇宙中仍存在道德秩序；到了70年代末期之后，外星人开始变成了异形、怪物或寄生者，那是对身体恐惧、技术恐惧以及资本机器冷酷性的投射；到90年代的时候，外星人又卷入了政府阴谋、秘密实验、政治不信任当中，成为制度性怀疑的象征。《揭秘日》把这些传统重新整合在一起：它认可阴谋论叙事的魅力，但并不完全接受阴谋论的世界观；它表现了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但依旧保持了斯皮尔伯格式的乐观主义信念，相信沟通、公开以及共同见证仍然可以带来改变。

　　这种理想主义是影片的魅力所在，也是它最值得商榷的地方。斯皮尔伯格似乎仍然相信，一旦被遮蔽的真相公之于众之后，人类就会暂时放下敌意，重新获得共同体意识。影片中这种信念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但是在现实中是否能够经受住政治考验就很难说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反复证明，真相并不一定会带来共识，事实会被立场吞没，证据会被情绪或算法重新切割。影片为“揭秘”赋予近乎宗教性的净化功能，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现代社会冲突的复杂性。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斯皮尔伯格”：他不是不知道现实阴暗，而是仍然固执地为人类保留一点相信奇迹的能力。

　　相比之下，丹尼斯·维伦纽瓦的《降临》提供了一个更具现代科学精神的想象。在《降临》中，人类与外星生命相遇时，真正重要的不是膜拜，不是先发制人的军事恐惧，而是语言、符号与耐心。科学家通过分析、假设、修正与交流，逐渐建立起理解对方的路径。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并不是外星文明拥有多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它相信沟通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即承认对方不能立即被理解，同时也不急于把未知对象神圣化或妖魔化。

　　因此，《揭秘日》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为外星人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而是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外星人电影从来就不仅仅是关于外星人。它们讲述的是人类怎样面对未知，怎样处理恐惧，怎样在信息混乱与信任崩塌的时代重塑真相。影片也许带着一种过于虔诚的天真，但就是在这样的虔诚中保留了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告诫：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深处，面对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体，人类应该做的不是跪拜，也不是开火，而是学会倾听。

　　（作者系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