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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 硕
年届八旬的斯皮尔伯格重返他最熟悉的科幻赛道,打造出了《揭秘日》。这部影片可被视作其对科幻片的系统性总结。

斯皮尔伯格《揭秘日》剧照。
从1964年,18岁的斯皮尔伯格用零花钱拍出自己的首部科幻片《火光》算起,六十年来他已陆续创作了《第三类接触》《E.T.外星人》《人工智能》《世界大战》等经典名作。不夸张地说,斯皮尔伯格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科幻片的类型边界和想象空间,科幻片也始终处在他创作的舒适区里。
然而《揭秘日》却成为斯皮尔伯格在科幻片领域的折戟沉沙之作,除部分欧美传统影迷买单外,《揭秘日》在海外增量市场可以说全线溃败,是其近年全球化市场适配最差的科幻大片。在中国该片口碑也是两极分化,有人斥其老套陈旧,但也有一部分观众将其奉为神作。
在聚讼纷纭之外,我们不妨拨开话语的迷雾,回归理性判断。笔者看来,有评论将《揭秘日》归于烂片显然言之过重,该片的镜头语言、氛围营造与视听调度依旧是大师水准,精神内核也延续着斯皮尔伯格一贯的人文关怀,但影片在三个层面产生的错位,使它终究难以进入经典谱系。
叙事宏愿与老派创意的割裂
《揭秘日》的故事并不复杂,美国军工企业联合政府隐瞒外星文明的存在近八十年,网络安全专家丹尼尔盗取实验机密后踏上逃亡路,路上偶遇气象主播玛格丽特,二人一路冲破信息封锁,最终借助电视直播向全球公开了全部封存证据,呼吁人类放下对立、主动沟通。
可以说,影片承载了斯皮尔伯格极大的叙事雄心,导演试图在一部电影里同时塞入地外生命、童年创伤、全球冲突、宗教思辨、末世焦虑等多重议题。片中随处可见隐喻性的视觉符号,红雀、麋鹿、狐狸、浣熊等动物被设定为外星人的地球无害形态,暗示外星人友好、善良的性格特质;丹尼尔的女友简的修女身份,酷似七苦圣母像的玛格丽特,两处细节一并指向了宗教层面的深层隐喻。
然而,这部影片的审美与叙事策略,却很难匹配这份雄心。例如作为全片最重要的“揭秘”时刻,就可谓是强弩之末。当下任何一份涉密档案只需几小时就能全网扩散,但丹尼尔和玛格丽向全球公开外星机密,唯一核心渠道却是传统电视直播。这套叙事逻辑显然还停留在被有线电视垄断舆论的八九十年代。
再如,片中神秘机构封存UFO相关证据、追杀平民的主线,本是好莱坞政治惊悚片、谍战片中已然泛滥的母题,并且当今大众对情报泄露、维基解密、数据监控等已具备一定的认知,很难相信全球多国能默契封锁近80年的外星真相,这使得整个阴谋的根基建立在过时的信息管控想象之上。
斯皮尔伯格以80岁创作者的视角,瞄准当下数字社会、信息霸权等前沿时代命题,试图打造一部兼具现实批判与哲学深度的严肃作品,但议题被装进一套过时的惊悚科幻外壳中,叙事载体陈旧、逻辑脱节,这是整部影片口碑两极、票房不及预期的核心根源。
类型期待与政治惊悚内核的错位
走进影院观看《揭秘日》的观众,普遍是冲着斯皮尔伯格科幻大片的金字招牌去的。起码从表面上看,《揭秘日》包含了所有符合科幻片核心类型规范的元素。影片以外星文明真实存在、权力机构长期掩盖真相作为全片的戏剧起点,以外星生命体、政府封存外星机密、人类与异星文明跨物种接触作为全片重要的故事线索。
但影片也全方位打破了当代科幻类型的大众预期。全片近七成的篇幅被用于呈现男女主角被追逐的逃亡过程,因此也有人将该片戏称为披着科幻外衣的公路片。外星奇观、星际大战、未来架空世界、高科技武器……这些科幻大片的经典元素,在《揭秘日》中一概付之阙如。相反,影片将科幻降格为麦格芬式的驱动因素,将叙事主体、戏剧冲突、视觉重心尽数让位,转而着力复刻70年代的政治惊悚风格。
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斯皮尔伯格的创作初衷并非致力于拍摄一部商业科幻大片,而是试图借助科幻的躯壳,言说对当下复杂社会现状的洞察与对人类境遇的思考。他在采访中坦言,影片的创作灵感很大程度上源于2023年美国国会关于不明空中现象(UAP)的听证会,他真正想探讨的,是谁有权拥有真相、人类应当如何面对未知文明,以及共情能否成为弥合分裂的力量等这些更有现实指向的命题。
类型期待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间长期形成的契约。《揭秘日》想要探讨的议题固然严肃,但问题在于,它利用了观众的类型期待,却未能提供与之匹配的观影体验,观众走出电影院后难免失望。
严肃议题与思想深度的落差
坦率地说,《揭秘日》想要探讨的议题本身是严肃厚重的。斯皮尔伯格选择将镜头对准人类的知情权、全球人类共情这些命题,其真诚的创作态度可见一斑。
这种思考体现在对男女主角的设定上,其中丹尼尔代表理性与逻辑,负责解码宇宙的语言;玛格丽特代表共情与感知,负责连接宇宙的情感。影片结尾,全世界因“揭秘日”的直播而暂停战争、停下脚步,玛格丽特站在镜头前,只说出一个词——“Listen”,影片戛然而止。影片试图表达,在这个被算法割裂、被偏见裹挟的时代,人类最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武器或更精密的计算,而是停下来,倾听彼此。
影片结尾无疑是动人的,甚至有些悲悯。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里,呼吁理解与共情,尝试建立一种全球性共识,似乎是一种再正当不过的人文主义姿态。但从整体来看,《揭秘日》在表达上只是对成熟议题的温和重述,缺乏时代化延伸和颠覆性思考。
玛格丽特的外星能力设定非常典型,她能够瞬间读懂他人的经历与想法,并凭借这份特殊能力在追捕中一路通关。但这一极具思辨潜力的设定在叙事中却被当成了功能性“外挂”,几乎能解决一切障碍,反而令叙事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再如对人类知情权问题的讨论中,丹尼尔坚持认为全球80亿人有权知道真相,而反派诺亚则认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这一冲突构成了全片的核心张力。但影片最终给出的方案,不过是让两位主角成功闯入电视台,将证据直播出去,仿佛只要真相被公开,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影片止步于“公示真相即正义”的浅层表达,对信息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缺乏进一步的反思,使这一议题的讨论浅尝辄止。
客观来看,深耕影坛半世纪、斩获无数荣誉的斯皮尔伯格,早已被观众寄予过高的期待。因此当他在耄耋之年选择谈论共情与真相时,人们不仅希望看到一种真诚的姿态,更渴望看到超越性的思想洞见。但《揭秘日》更像是一个老人对世界的温和叮嘱,虽然有着斯皮尔伯格标志性的视听水准和对人类境遇的真诚叩问,却缺乏那种穿透表象的力量,看后不免令人感到五味杂陈。
(作者系浙江省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