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传麒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转型与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国内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将镜头聚焦于老年群体，尝试对这一社会转型作出回应。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对于老年人的描述多围绕衰退、疾病和被照护等情节展开，角色往往被塑造成守旧、固执、衰老、与社会脱节的形象。相较于这类“传统老人”，近年来影视作品涌现的角色则呈现出积极主动的一面，其生活场景也从锅碗瓢盆走向创业、旅行、社交等。无论是《老闺蜜》中抱团养老、开办咖啡馆的五位退休女性，还是《外婆的新世界》中出走旅行、自我觉醒的孙玉萍，又或是《老家伙》中退休后携手创业的“铁三角”，作品中的“新老人”突破了过去关于“如何衰老”的影像呈现，将重心转向了“如何继续生活”，进而展现出更多元的生命姿态。说到底，叙事重心的调整源于两种不同的老年观，“新老人”的“新”，在于影视创作开始突破以“衰老”为单一视角的呈现。不过，这种“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也容易滑向另一种标签化的陷阱。

　　在纪录片《当我老去的时候》中，就重新阐释了对“老年”的理解。全片共分五集，分别聚焦于成都、北京、上海、武汉、台州五地的老年群体，展现电竞参与者、认知症患者、短视频“网红”、歌舞厅常客、小城镇老夫妻等多元形象。这部作品没有把“老年”作为一种身份预设，而是不断将镜头引向那些看似平常却持续发生的“细节”，从而呈现暮年生活的不同侧面。比如第三集《我的外婆“册琳娜”》中，外孙为了帮外婆缓解孤独，给她拍短视频记录生活。随着视频不断传播，外婆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册琳娜”。她不仅经常受邀参加线下的粉丝见面会，重新获得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短视频也成为了她与时代对话的方式。“老年”也因此不再意味着生命临近终点，而是暮年时依然可以与世界产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没有刻意淡化“衰老”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细节”，始终置于外婆不断展开的生活之中。外婆搬入新家后常常无处可去，只能独自坐着；捡拾废品时佝偻的背，镜头中偶尔出现的药物，都在提示着外婆日渐衰老的状态。因此，该片真正呈现的不是理想化的“新老人”，而是一种在“老去”的同时仍不断展开的生命状态。

　　这种将“新”与“老”并置的处理手法，同样贯穿于其他几集。例如，《游戏开始了》中五位老人学习电竞，在请教、练习、失败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并理解年轻一代；《不见不散》中，老人日日相约共赴歌舞厅，看似平淡的日常，却让孤独与陪伴成为其生活的节奏；《民生和小翠》中，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婚纱照与旅行，展现了老年也可以创造新的人生经验；《我还记得》虽然讲的是认知症老人，但始终在遗忘与记忆、失落与陪伴之间寻找平衡，疾病在此成了“背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是“前景”。从这个角度而言，该片对“老年”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老”的呈现之上，老人可以选择“新”的方式度过暮年，但在他们身上仍保留着不断“老去”的痕迹。

　　回溯中国老年题材影视创作的脉络，不难发现在早期这类作品的本质并不在于讲述“老年”这一概念，而是呈现一种具体的生命状态。在《找乐》《心香》《暖春》《剃头匠》《我们俩》《喜丧》等一系列作品中，“老年”从不被单独加以言说，而是在生活细节里成为可感可知的生命质地。如在《剃头匠》中，导演哈斯朝鲁以近乎纪录片的克制，呈现了敬大爷的独居生活。敬大爷每天提着旧箱子走街串巷，为老主顾剃头，剩下的时间自己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在时钟的滴答声中，偶尔几声猫叫打破沉寂。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敬大爷的暮年生活保持着自身的稳定，也在邻里走动中维系着寻常的人情。在这些作品里，老人首先都是在生活中具体的“人”，“老”只是他们生命阶段的侧面，创作的本质也在于“人在此时此刻如何生活”。这些作品，依靠日常细节的积累，反而让人物变得更加立体可信。

　　然而，在当下日渐勃兴的老年题材影视创作中，“老”往往先于“人”被看见。一些作品与其说是在呈现人在暮年时的生活状貌，不如说只是围绕着“老人”这一身份而展开的叙事，那些本应涵容诸多细节的生活，常被疾病、失能、空巢等寥寥数词所概括。在这些作品中，“老人”不再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更多是作为某种社会问题的承载者，而“老人”本身也由此沦为一种“标签”。尽管“新老人”的本意是试图以新的视角理解“老年”，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不少作品却走向了悬浮的类型人设，借助“年轻化”的外壳，使影视中的老人远离“衰老”，却又没有真正让他们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最终仍是以“新标签”替代“旧标签”。而真正的问题也在于此，当“老”先于“人”被看见，或是被简化为某种“标签”，我们不禁要问，老年题材影视作品还剩下多少对“一个人在衰老中如何继续生活”的耐心凝眸？（熊传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