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婷

　　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下简称《争洛阳》）于7月25日悄然宣布撤档，片方坦言因市场空间不足、排片受限，选择择期重映。这部豆瓣开分亮眼、制作诚意满满的作品，本有望点燃暑期档，现在却匆匆退场，恰似它镜头下描摹的汉末众生，认真博弈、奋力挣扎，却终究抵不过时代与环境的洪流，满含无奈与遗憾。

　　《争洛阳》跳出经典三国的惯常叙事中心，把镜头对准了公元189年洛阳城里的一场宫廷变局。十常侍乱政、何进喋血、董卓进京，这些在多数三国作品中仅被一笔带过的前奏事件，被这部电影展开成137分钟的主体叙事。

　　过往三国影视偏爱胜利者的成长爽感，半道折戟的人物往往沦为推动主线的陪衬。镜头追随着胜利者，看刘备如何从织席贩履到三分天下，看诸葛亮如何从隆中对策到星落秋风，更看曹操如何从洛阳北部尉到加九锡、称魏王。《争洛阳》却反其道而行，把真正的主角，交给了两位历史叙事里的失意者。

　　何进，一个手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却被家庭关系拖入死局，入宫向太后解释，结果被十常侍斩首。袁绍，四世三公的贵胄子弟，在洛阳变局中一度是最有实力的清流领袖，却在关键节点优柔寡断，被董卓抢了定鼎大局的先机。这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输了，但在《争洛阳》的耐心铺陈下，二人的抉择与困境被缓缓揭示，人物弧光也得以补足。

　　主创团队从《三国志》中汲取人物的骨骼，从《三国演义》中采集事件的脉络，在两种叙事的缝隙里，填上了具体而微的细节。大将军何进不再只是“狂妄自大、不听劝谏”的莽夫，除了愚钝，还有阶层出身带来的短板、生母早逝带来的家庭困境，以及何皇后与何苗依附宦官势力对他形成的掣肘。袁绍的犹豫也不再是简单的性格缺陷，而是植根于嫡庶尊卑的成长环境，一个自幼谨小慎微的世家子弟，敏感多疑、瞻前顾后本就是他的生存底色。

　　在绝大多数三国影视中，权力是英雄们逐鹿的原动力。但在《争洛阳》里，朝堂权力更像不断拉扯的绳索，外戚、宦官、士族各执一端，每一次博弈都会将统治根基撕裂一分。

　　蹇硕叔父因犯夜禁被曹操杖杀，同为宦官集团的十常侍却借机放过了曹操，这看似是执法，实则是宦官内部的派系倾轧。何进与宦官既对立又依存，十常侍杀掉蹇硕向他递上投名状，又通过何太后、舞阳君维持平衡。袁绍屡次劝说何进彻底铲除宦官，甚至提出召各地兵马入京，而这一计策的真正受益者是他自己及其身后的世家。何进本想借西凉兵力压制宦官、巩固自己的权势，却不承想引来的是一头根本驱不走的猛虎。

　　看似打着天下旗号的选择，背后都站着各自的利益，洛阳就在这种无休止的内耗中彻底崩坏。

　　这场乱局也悄然改写了两位少年的命运轨迹。还记得电影开篇，袁绍与曹操合力解救被宦官家族强抢的民女，这段改编自《世说新语》中二人“好为游侠”的记载。这场抢亲也突出了二人各自的性格，成为命运的提前预演。年轻的曹操和袁绍并肩策马、意气风发地进入洛阳，他们那时还是两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一个出身宦官之家，一个出身四世三公，都相信自己可以凭一己之力挽汉室之倾颓。

　　而人们知道，昔日并肩的少年，终会在官渡兵戎相见，一胜一败，从此天各一方。这种注定离散的悲情带来的宿命感，为整部影片蒙上一层化不开的苍凉底色。

　　许劭“月旦评”的段落处理得颇为精彩。电影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只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条判词，而是将史书中两种不同的记载一起挂了出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许劭的童子坦言，先生在这两条判词之间迟疑难决。

　　双评并行的处理，其实是影片拒绝以成败论人，不用后来的官渡对决、挟天子以令诸侯，去定义当年那个心怀汉室的青年曹操。

　　这也传达了影片的历史观，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就连同时代最著名的品评家也无法简单地用一个标签定义一个人。曹操后来固然成了“乱世之奸雄”，但在走向这条道路之前，他也曾真心想做匡扶天下的“治世之能臣”。

　　影片对人性多面性的细腻描摹，是对传统的“胜者为王”叙事逻辑的一种反叛，这恰好契合当下文艺领域兴起的反成功学创作潮流。《漫长的季节》里被时代甩下火车的王响、龚彪、马德胜，《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穷尽一生追逐幻想的唐志军，《河边的错误》里被荒诞现实消磨至崩溃的刑警马哲……这些作品不再许诺“人定胜天”，转而凝视那些被命运按在原地的人。

　　一部关于失败者的电影反而比成功学故事更能引起共情，因为它承认命运的偶然、承认付出未必有回报、承认身处权力结构中的人多半身不由己。这种坦率，在国产动画中尤为难得。

　　《争洛阳》让那些不在舞台中央的人重新获得了被看见的机会，三国不只是英雄的史诗，也是无数普通人在乱世里挣扎求生、被裹挟、被碾碎的故事。而在历史洪流中黯然退场的失意者，也值得一曲汉末洛阳的乱世悲歌。（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