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　山

　　“我生不逢时。”没想到，在逃22年的杀人凶手刘永坤竟这样说。

　　原以为热播剧《悬案》精华已尽，没想到第二个故事《卞记旅馆灭门案》如此精彩。剧中，刘永坤赶上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期，那时竞争不算激烈，他没怎么上过班也有饭吃，学历低也获得了上升空间，靠着写小说还能名利双收……该赶上的都赶上了，刘永坤怎么生不逢时了？然而，正是这句“我生不逢时”，道尽了剧集的真实感，也让人感慨：明明是年代剧，却被当成了刑侦剧。

　　当越来越多的年代剧将过去简化为“只要敢闯，就有机会”时，刘永坤的故事显得别有滋味——在向前飞奔的时代，有一批迷茫、无奈、挣扎、惶恐的小镇青年，他们挣脱不了旧环境，又无法融入新环境，二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刘永坤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做出了错误选择，等看清正路时，却已没有再选的机会了。英国作家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犯都有未来。”借刘永坤的故事回看来时路，瞬间就被剧中的悲悯所击中。

　　两个普通人为何成罪犯

　　剧中，刘永坤是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小镇文学青年”，爱读书、有一定才华，被周围人尊重。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中国村镇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流动性小，人与人彼此熟悉，稳定却乏机会。依据“万元户”等传闻，年轻人将外界想象为遍地黄金，可他们又找不到出去的路。

　　刘永坤的情况略特殊：他家是外来户，他又喜欢文学，这使他更具独立意识，处于“半脱嵌”（指社会行动者在转型过程中部分脱离传统制度、道德、关系束缚，却未完全切断联系，处于“既疏离又依存”的过渡态）状态，由此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他特立独行，因迷上赌博而欠下近5000元赌债（他当时一年挣不到1000元）；另一方面，同村人视他为“文化人”“见过世面的人”，比如犯罪同伙汪向前，便听命于他。

　　在赌债的压力下，刘永坤与汪向前准备到小镇抢劫，刘永坤花掉了二人几乎所有的钱，直到没钱交旅馆房费，二人才动手。这固然有胆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刘永坤试图完成一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只有解释成“不得不如此”“对方也是坏蛋，我在为人间除恶”，于他而言，“作恶”才是可选项。

　　对勘《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放高利贷的老板娘，即知这段“心理写实主义”的精彩——停电、半夜来人、床塌了等均构成情节，折射出人性中善与恶的博弈。二人残忍地杀害了四名无辜者，却几无收获，只抢走一枚金戒指。

　　刘永坤与汪向前又采取了相似的“心理脱罪”路径：刘永坤认为汪向前关键时刻递上锤子，就是在拉他下水，他只是“一时糊涂”；汪向前则认为刘永坤私吞了金戒指，自己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他没有声张，可见自己是个“好人”。

　　曾经“固体”的我突然变“液体”

　　从传统到现代，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或更形象地说，是从“固体”到“液体”的变化过程。

　　曾几何时，“我”如固体般清晰，由各种关系来决定；可一夜之间，性格、文化、信仰、人品等就成了“你自己的事”，人与人之间靠能力组合，“我”被迫生活在多个场域，在不同的身份中不断切换——在这家单位，我可能是“好人”，在那家公司，我可能是“坏人”，“我”变得如液体般难以定性。也因此，现代人再难挣脱“我是谁”引发的纠结。

　　刘永坤试图回归“固体”，成了知名作家后，他想办补习班，可家长投来的嘲讽目光，让他“知识改变命运”的劝告瞬间土崩瓦解。剧中，迷茫的不只刘永坤，还有坚信“凶手探测器”能破案的两名神汉（泛指民间迷信职业者），想象着警方的赏金“能解决我多少问题”；还有腰缠万贯的周厂长，除了豪赌、收账，不知还能做什么；还有总被人无视的服务员甘翠娣，一次次把逃走当解脱，竟与神汉之一产生“真爱”……这些迷茫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但如今他们的人生与过往却鲜少被人提起。

　　看到警方通缉令上的画像后，刀匠二保子开始怀疑刘永坤，刘永坤却先发制人，指认画像上的人是二保子，二保子忙于自证清白，立刻放弃怀疑。在熟人社会中，刀匠处于权力差序中的低位，怀疑处于高位的刘永坤，意味着“大不敬”，刘永坤再次轻松过关，但这也“套牢”了他——只有缩进旧环境，才能得安全。

　　所谓转型期，不是从甲地到乙地那么简单，而是“范式”的迁移，即社会规则、认知方式、公共语境、行为标准等方面的改变，没有人能脚已迈进新环境，脑袋却留在过去。游走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刘永坤筋疲力尽，所以当警察最终抓捕他时，他才会喊出：“我一直在等你们。”

　　唯有使命感能超越转型之困

　　与刘永坤的凌乱人生相对照，剧集刻画了两代警察的不懈努力，也揭示了全剧主旨：靠使命感超越时代转型之困。

　　“卞记旅馆灭门案”案发时，李感刚从警校毕业，第一次出犯罪现场，就因无法忍受血腥而呕吐，让老警察产生“他干啥都不灵”的印象，安排他去做闲差。可他还是出错，他把指纹卡片中“已看过的”与“未看过的”搞混了，影响了全组的工作进度。

　　但前辈陆敏学看到了李感的闪光点：为了破案，李感下班后骑自行车四处张贴通缉令，一口气跑出10公里，没有强烈的使命感支撑，谁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为培养李感，陆敏学在火车站问他，能否10秒钟内说出火车从哪边来。李感说不出，陆敏学点化他：这么多人等车，大家都朝哪个方向看，火车就从哪边来，当警察一定要学会观察。李感表示受教，陆敏学又补充了一句：“所有火车都靠右进站。”真相从来是多元的，观察与常识并重。

　　专案组的鲁志丰是老警察，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恶性案件，当时他正准备结婚。在公事与私事之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随着案情进入胶着阶段，受害者的姐姐又患上绝症，急需钱治病，深感自责的鲁志丰最终自掏腰包，买下凶宅……

　　22年匆匆过去，李感、陆敏学、鲁志丰等也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冲击，但他们之所以能保持定力，顺畅地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恰好说明信仰依然重要：发现自我只是第一步，把握自我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曾经的惶惑烛照今天的你我

　　时代巨变，无数小镇青年实现了转轨，他们从原有的环境、身份中挣脱出来，历尽艰难又重新找到自己。即使是闭门写作的刘永坤，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乡村进入小镇，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文坛还有了一定名气。

　　如果能预知结果，谁都能明白：原来这么做就能成功。可时光不倒流，很多人会经历“有欲望却无法实现”“很努力却不被承认”“因不知未来会如何而特别恐惧”的阶段，刘永坤偏偏在起步时就走错了，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此后他朝夕担忧。

　　在法庭上，刘永坤突然翻供，试图把杀人的责任推给汪向前——他依然心怀侥幸，依然缺乏勇气，当一个人的道德思考被局限在“为自己辩护”的层面，他注定无法写出真正的自己。在律师面前，刘永坤哀叹，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他会更成功，因为很多事他不敢写，且怕成名后被更多人关注，导致罪行败露——其实，他只是找了一个更具悲剧意味的借口，让自己的故事看上去更美。

　　和刘永坤相似的是，很多现代人都试图把自我创造出来的“我”当成真的“我”，套入故事语境，赋予平淡日常以戏剧性，引身边人羡慕，甚至想借此获得操控他人的可能，这是值得警惕的。

　　有心的观众会从《悬案》中看出小镇经历的转型与变化，曾经的那些惶惑，烛照着今天的我们：时代不断向前，转型仍在进行，我该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在剧集中能找到自己的答案。（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