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庶

　　2026年暑期，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重器》正式播出。该剧由沈严执导、赵冬苓担纲编剧，以改革开放初期法治建设为背景，将五位法学院大学生的县城实习、职业生涯作为叙事切口，串联起从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到1997年刑法修订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司法演进史。

《重器》官方海报。（图片源于豆瓣）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情节、人物与叙事上都有很高的完成度，让我们看到法律完善的时代进程、公检法人员的艰难探索。立法之路道阻且长，有识之士砥砺前行，然而剧集对于立法修法的艺术表现偏于薄弱，对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偏于稚嫩，特别是缺乏强烈的对抗力量与博弈智慧，因此它在文本层面困于理想化的正义表达，加之在传播层面陷于圈层化的特定范围，最终难以成为像《人民的名义》《觉醒年代》那样具有穿透力的现象级爆款。

　　法治之路

　　《重器》重在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刑法确立、实施、修订的时代进程。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叙事节奏明快。第一集就出现奸杀案，随后是接踵而至的密集刑事案件——流氓罪案、邱阿桂杀夫案、玩具枪抢劫案等。《重器》呈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剧集将叙事时间精准设定于1979年至1997年之间。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由此改变了之前“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是故事开篇的背景。1983年，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陆则铭五位名牌大学的法学高材生一起来到偏远的南余县，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实习。此时正值“严打”时期，他们看到罪责未必至死的罪行被从严处理，“流氓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这些情节还原了那时“从重从快”的司法状况，这段历史得以再现。正视历史，看见进步，这值得肯定。

《重器》剧照。（图片源于爱奇艺）

　　在剧中，法律进步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具体案件与真实个体的结合。五位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与现实的法治进程紧密相连，就此铺展开一幅年代画卷，将青春的理想照进了法治之路。虽然剧中人物需要应对诸多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但该剧对案件处理和法律推进的历史叙述是非常丝滑的。它采取了一种“平滑叙事”，也就是说，整体上这些案件都在公检法系统得到了合理顺利的处理，它们在体制内部所遇到的阻力都是可以克服的。“平滑”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阻力，剧情发展体现出顺从和不违抗；可是，当一切叙事都变得过于舒适和积极时，它所承载的复杂意义以及真正的美也可能随之消亡。

　　配角的光

　　《重器》的人物塑造丰富多元，特别是各配角为剧集注入了强大的叙事能量。在南余县，大学生们先后接触了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审判员以及县法律顾问处的律师等基层司法工作者。这些公检法人员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现出各自的职业操守、胆识，还有局限，颇具性格张力。

　　吴越饰演的方淑梅毕业于名牌政法大学，是南余县人民法院学历最高的审判员。尽管她业务能力出众，却仍然难以摆脱家暴的侵害。她主审邱阿桂杀夫案期间，觉察到长期遭受家暴是邱阿桂杀人的根本原因，便试图为其争取死缓判决。审判当日，方淑敏的丈夫酒后到法院闹事，并当众扇了她一个耳光。面对此情形，方淑敏未作反抗，以极为自然的方式忍受了一切。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折射出地域环境中个体的隐忍与挣扎。县法律顾问处的洪主任，是个转业军官，虽不懂业务、脑子里装的是官位级别，但乐于学习、无所畏惧，且支持正义的辩护立场。这个人物仅以寥寥几个画面呈现，却极为生动有趣。

　　剧中诸多配角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于老戏骨们演技精湛，更在于角色设定立体饱满、逻辑严谨，且对情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主角的形象塑造和人物演绎远不及配角生动。五个主角性格不同、发展有别。陈一众代表着一种从实践参与理论建设的路径；余高远呈现出野心与良知的复杂撕扯；夏英杰是带有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张丽慧是在磨砺中走向坚韧的检察官。陆则铭则是通透达观、重情重义的律师。但是，夏英杰这个角色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在法院工作多年后，她似乎还是那个大一的女生；夏英杰和陈一众的感情温温吞吞，慢到让人怀疑脱离了他们的时代背景；不止是夏英杰和陈一众，张丽慧和郑建民这一对也是在大学时代相识相知，工作多年后还各自是单身，相隔万里，感情留在原地，直到灯火阑珊处，又重建爱的关系。因此，主角们有些关系的来去不够自然，有些演员的表演又不够出彩。哎！要有多少配角的光，才能照亮主角前行的路。

　　正义的善

　　《重器》涉及十余个案件，其中包括冤案的平反。剧中基本以台词的方式强调翻案的难度，而在呈现事件进展时，难度只存在于寻找线索而已。到了90年代，驻扎于别山监狱的检察官张丽慧与她的师父为闫继才案件执着奔走。多年后，张丽慧与郑建民偶然相遇，万千心绪涌上心头。郑建民为此案件向检察院领导方检递交材料，要求院里配合启动复查。方检铺垫了几句话，讲到自己当年在控申处也觉得这个案件的证据有问题，表示在个人层面同意他私底下查一查。同时，当年负责这一案件的公安局吕队长，也在将信将疑中主动复盘，试图还原其本真面目。类似这样在现实中有诸多难度的环节，在剧中却被轻而易举地跨过了。

　　警官、检察官、法官为推进法治进程、维护社会正义而勇往直前，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并在观剧过程中舒适地看到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我们深知世界本该如此。可是，在这些虚构的文艺作品中，若缺乏性格鲜明、势力强大的反派人物，或者没有呈现一种在关系网络中艰难抉择、绝处逢生的善恶冲突，便不免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剧集也因此被困在了此处，困在一种表现“善”的理想里。

　　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一种有效的正义感是从属于个人的善，这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的善”。他认为，在秩序良好的社会内，正义与个人之善是一致的，正义之人践行正义本身即是善，而不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正义的善”，作为哲学论证，有其合理性；若切入文艺表达，则缺乏矛盾性。《重器》烘托出“正义的善”，却折断了想象的翅膀，收住了闪烁的锋芒。

　　尾声

　　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传统电视剧。它缺乏震撼人心的大场面、精致考究的影像质感、催人泪下或逗人发笑的核心段落，它甚至没有太多具有话题度的片段作为短视频切片进行广泛传播。在数字媒介的环境中，观众的选择太多，电视剧似乎与年轻观众渐行渐远。《重器》作为典型的电视剧，折射出普遍的类型困境，也反映出自身的特定局限。剧集以五位大学生为主要人物串联起刑事案件，但是他们身上又有多少力量可以唤起当代年轻人的共鸣？在注意力稀缺而短暂的传媒场域中，一个作品仍然需要突破传播困局，才会让更多观众看到。（周才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