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之越

　　演出开场之后，音乐骤停、灯光汇聚，台上男演员性感撩人，观众席尖叫声、手机闪光灯混成一片。这一幕，是在演艺市场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却能够票房过亿、逆袭成现象级爆款的国风舞蹈秀的现场实况。同样醒目的，还有小剧场悬疑剧里被反复激起的尖叫，以及流量话剧开演前便在场外涌动如潮的应援。

某话剧开演前的场外应援。（图片源于小红书）

　　这类场景，如今在不少标榜舞台剧、沉浸式演出的剧场里已不稀罕。观众买票进来，等的似乎就是这个时刻，至于戏讲了什么、人物经历了什么、故事想说什么，少有人在乎。当尖叫的声音几乎占据全场，本该属于舞台的深远回响，只剩沉默。沉默，是流水线文娱缺失思想内核带来的精神失语，以及文艺批评在面对资本和粉丝经济时的“说不得”。而在沉默中消亡的，是优质作品里沉浸的人文表达和底层烟火叙事。

　　无意否定观众的审美偏好，也无意苛责演员的身体付出。尖叫与沉默之间，暴露的是当下舞台艺术创作在价值导向上的迷失。创作者越来越熟练于迎合，却越来越不善于表达，市场看似越来越繁荣，精神却越来越贫瘠。更让人不安的，是整个行业正在默许一种危险的置换：用感官刺激替代精神满足，用肉体热度替代艺术温度，用“观众喜欢”替代“应该如此”。这种置换背后，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当下舞台艺术创作中艺术与商业、娱乐与思想、产量与质量存在的失衡。

　　艺术性何以空心——文学性退场的创作症候

　　“艺术性”一词在当下的舞台艺术创作语境中，已被过度使用为一种修辞上的庇护。早年，创作者仅仅依靠舞美、灯光、多媒体等视觉技术包装，就能披上艺术外衣。时至今日，这层评判标准逐渐演变为刻意追逐猎奇化、碎片化的个性表达，这种理解实则是对艺术性的窄化。

　　真正的艺术性应当建立在文学性的根基之上，笔者所指的文学性，不是文辞华丽，不是台词里硬塞几句古诗词，而是指作品拥有完整的人物逻辑、清晰的伦理和故事线的追问能力。没有这个底座，任何形式的先锋也只是沙上筑塔。

　　这一底座的抽离，在当下的创作生态中表现为两种显眼的症候。

　　第一种症候，是感官对叙事的大规模替代。以部分标榜着沉浸、先锋的剧场演出为例，聚光灯下，演员的肢体被编排得极为精巧，每次故事的发生都卡在时间节点上。这不是粗制滥造，相反，它非常懂得观众的心理节奏。但问题恰恰在此，当一群足够聪明、足够努力的创作者，把全部才华用来包装一具肉身，而彻底放弃了让人物立得住、故事行得通。那么想必观众走出剧场时，会感觉什么也没有留下。

　　第二种症候，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谢幕体”现象。演出结束后本应作为礼节性收束的返场环节，被刻意编排成一段具有独立观赏价值与传播属性的表演片段，其传播热度甚至远超正剧本身。在短视频平台，这类精心设计的谢幕片段甚至能够成为一部剧作最核心的出圈资产。观众或许会因为一段几十秒的谢幕视频而慕名走进剧场，但当它反客为主地成为比正剧更加受欢迎的本体，一个严肃的行业追问便随之浮现：创作者究竟是在做一部剧，还是在做一场可供传播的仪式？创作重心的倒置便已然发生。

　　当一部作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文学性，而是几十秒能制造视觉高潮或是可截取的传播素材，艺术便日渐趋于空心化，这是当下舞台创作中最值得警醒的迷途。

　　娱乐性何以失品——情绪价值超越了审美标准

　　2025年，一个以“全男班”为标签、以国潮古风为包装的舞团在存量演出市场中异军突起。台上，一群身高180cm以上、身材精干的男舞者身着古风服饰，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肢体语言完成表演，在场女观众的尖叫声几乎掀翻屋顶。数据足以说明其市场热度：相关演出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一个月内便获得亿级播放量；票价从数百元至近千元不等，开票即告售罄；该舞团2025年演出了600场，2026年跃升至1300场。作为参照来看，传统舞团一年巡演300场已是极限，这类团体的演出数量直接翻出四倍有余。

　　肌肉、裸露、野性，从产业逻辑看，这一模式并不新鲜。有人将其比作美国《魔力麦克》的舞台秀，或是俄罗斯《雨中》的变体，这些都是在女性消费市场已被验证的男色经济模式。从作品本身看，两者的本质都是娱乐秀，而非以叙事、思想、审美创新为目标的舞台艺术作品。这套演出模式都是以男性身体表演为核心卖点，以女性观众的情绪价值和反向凝视为消费驱动力，观众买票进场，更多时候是为了获得一种“我花钱了，所以可以合法凝视美好的男性肉体”的短暂满足。在快节奏、高压力的日常中，一段无需情感负担、无需智力投入的视觉盛宴，为情绪释放提供了最直接的出口。

　　但不同于《魔力麦克》的直白定位，这类团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纯粹的舶来品移植，而是一个杂交体，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男性的身体表演，但用国潮古风作为视觉外衣，内核上则更接近传统勾栏瓦舍的表演逻辑——以才艺表演为本，以现场互动带来的情绪满足取胜。

　　它打着国潮古风的名号，以沉浸式互动为包装，使其从感官消费升格为一场具有文化正当性的审美活动。观众不是在观看赤裸裸的肉体，而是在欣赏新中式美学。这种话语包装恰恰是问题所在，当它冠以国风、舞蹈、美学之类的名目，便形成了对艺术概念的借用。戏剧、舞剧在公众认知中天然指向严肃创作，它借用了艺术话语的权威性，却规避了艺术创作对文本深度、人物塑造和价值追问的基本要求。这恰恰是将一个本质上属于娱乐消费的产品，打着“艺术”的招牌获利，却不接受艺术标准的检验。

　　这折射出当下舞台艺术创作中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文化消费领域最具支配力的逻辑，当它全面接管作品的评价标准，审美的判断尺度又将置于何处？

　　从女性消费视角审视，当前“她经济”的市场规模已高达2.7万亿，女性正在成为文化消费市场最具增长潜力的主体。国潮舞团这类团体精准捕捉并放大了这一趋势，拿捏了女性消费者在当代社会中寻求权力反转与情绪价值的心理需求。这种反转本身有其合理性，甚至带有某种性别权力平衡的积极意味。但问题是，这一以情绪价值置换审美判断的创作思路，正在商业逻辑的裹挟下，以各种精致的变体渗透进不同剧场的生态空间里。

　　在近两年密集涌现的小剧场悬疑剧中，一些创作者无意在叙事逻辑和心理悬念上下功夫，转而依赖灯光骤灭、音效轰炸和NPC毫无来由的贴面惊吓来制造高频刺激。所谓沉浸，在这种剧场生态里被窄化为一种感官层面的情绪反射，悬疑题材本应具备的心理纵深被悄然绕过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低俗桥段、性别刻板印象、消费主义价值观登堂入室，创作者也不再追问自己是否做得好，只需确认观众是否买得满意。当整个行业将下沉奉为捷径，将迎合误认为智慧，审美底线便在情绪价值的作用下悄然退场。

　　社会效益何以悬空——票房独大下的制度之困

　　但凡了解院团运营，都明白票房不可轻视。演员薪酬、剧场租金、创作成本，样样都离不开钱，不谈钱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当票房成为衡量院团绩效最核心指标，甚至成为考核的硬约束时，创作者的自主空间便被急剧压缩。

　　曾有院团负责人在调研中直言：“不是不想做好戏，是不敢。一部原创投入两百万，收不回来的话，年底怎么交代？”这句话也道出当下舞台艺术创作的一个深层困境——体制内院团被困在双重压力之下，既要完成经济指标，又要承担文化引领功能，当两种目标互相冲突时，退守票房往往是最理性的短期选择。而在商业端，如上海亚洲大厦的一台多戏运营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商业地产的货架逻辑，谁的戏卖座，谁留下，卖不动的立刻下架。对于资本而言，这是效率，对于艺术生态而言，这是同质化的加速器。

　　真正有价值、需要时间发酵的作品，往往需要试错空间，耐心等待口碑积累，以及一个不怕短时亏损的制作方托底。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投入了超过十个月的密集排练，期间反复推翻重构。在首演之前，没人打包票它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它经历漫长打磨最终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成为现象级作品，前提正是制度为创作提供了足够的耐心和空间。

　　耐心和空间不能仅依赖个别院团的觉悟，更需要评价体系本身的多元化。如果年度考核的指挥棒始终指向票房、场次、观众数量，那么任何理性的管理者都会选择最安全的剧目。喜剧、甜宠、悬疑因此成为追捧的题材，而现实题材、历史反思、艺术实验类的作品则不断被边缘化。院团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意识，而是现有的激励结构在驱使他们往短平快的路上走。

　　“市场反馈好”赋予了创作者们一种奇特的豁免权。观众喜欢，固然有市场的逻辑，真正危险的，是创作者将受欢迎视作可以降低标准的托词，作品即便平庸也不再需要面对审视。倘若所有人都追逐市场最短期的红利，占着本该属于严肃创作的公共资源，那些真正做戏的人，会被这种市场裹挟得无路可走。

　　舞台艺术的尖叫声还在继续，它不会消失，也不应消失，娱乐和思想不是对立关系，娱乐的低级与高级之间，横亘着创作者的取舍。但一个健康的剧场生态，不应只有尖叫，它还需要散场之后，那种被好作品击中后久久无言、反复回想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