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远

　　后疫情时代，以死亡与丧葬为叙事主题的国产电影渐成潮流，如《人生大事》（2022）、《东北告别天团》（2022）、《身后那些事儿》（2023）、《破·地狱》（2024）等。这些电影以多维度的影像表达探讨了生死观、社会伦理与个体情感的复杂关系，其中蕴藏着中国传统生死哲学以及不断更新的死亡观念，同时也承载、化解着大众的死亡恐惧与存在焦虑。近期上映的《燃烧吧！爸爸》（原名《敲碎爸爸的头盖骨》）就延续了这一创作脉络，聚焦当代社会的死亡仪式与告别等议题。影片讲述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文淇 饰）与泼辣强势的母亲吴开蒂（倪虹洁 饰）共同面对父亲顾卫星（喻恩泰 饰）因癌症不治离世，在烦琐的丧葬仪式中逐步走向彼此理解的故事。

　　相较于过往作品，《燃烧吧！爸爸》更为鲜明地将叙事目光投向当下社会。电影较为细致地呈现了死亡发生后入殓、开具死亡证明、注销户籍、遗体告别、火化与安葬等环节，并由此揭示了当代殡葬实践中仪式模板化、服务商品化及行政程序繁复冷漠等问题。影片反复书写丧葬服务的明码标价与套餐化销售，比如诱导消费、推销套餐等，凸显出市场逻辑对丧葬仪式的全面渗透。这些情节建立在现代社会死亡管理技术化、服务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当代殡葬的双重失范。

　　影片对当下青年处境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当代性。主角顾立言正处于由校园生活迈向社会生活的过渡期，虽已具备处理现实事务的能力，但身份认同与心理状态仍未稳定。父亲去世与毕业临近的双重压力，使其个人遭遇与当代青年在转折阶段普遍面临的动荡、迷茫和适应困境相互关联。作为年轻女性，她对原生家庭，尤其是对母亲的抵抗与离家出走，也呼应了当下青年女性对于主体自主与个体自由的诉求。她亲手敲碎父亲火化之后无法装入骨灰盒的头盖骨，并表示“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这一行为拒绝将遗骨继续置于血缘庇护的伦理体系之中，转而将其彻底还原为非人化的纯粹物质，具有鲜明的突破性。

　　然而，由于影片过早预设了情感抚慰的结局，人物的反抗、哀悼与成长均被导向了单一的治愈性答案，死亡作为不可挽回的失落经验被温情化，告别也失去了应有的复杂与重量。法国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探讨了葬礼作为过渡仪式的情感转化功能，指出仪式过程“是一个边缘状态，生者经分隔礼仪进入此阶段，从此再经聚合礼仪回到社会（解除吊丧礼仪）。”生者通过哀悼、祭奠、守灵等仪式完成对死亡的感知、对抗与理解，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而《燃烧吧！爸爸》将告别简化为一连串无需充分心理过渡的“正确选择”，未能完整展现人物情感的复杂转变。影片以大量篇幅展现顾立言面对父亲离世时的悲痛与迷茫，片尾敲碎头盖骨极具符号性动作，意味着顾立言彻底拒绝将父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加以保存和纪念，在视觉上构成一种弑父式的破坏。但是影片并未呈现这一动作所应承载的心理重量，突兀的转折使得人的动机失去合理性，情感逻辑发生断裂。看似决绝的告别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砸碎父亲的头盖骨，究竟是在告别，还是在施暴？影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仅仅停留于将其等同于释怀的修辞。

　　电影对逝者顾卫星的刻画，同样暴露出影片符号表达先于人物与关系建构的问题。他既被塑造成无害而温情的父亲，又被赋予近乎超然的生命态度。影片几乎不触及他所承受的病痛与折磨，也未能将临终者的意愿展开为具体而复杂的生命经验，而是将其停留在优美、安全的修辞层面。因此，顾卫星既不像一个需要被重新认识的人，也不像一个必须被艰难放下的人，而更像推动妻女和解、成长的温和媒介。此种叙事取向的问题不在于它选择温情——其柔化冲突、抚平创伤的治愈系风格，确实与后疫情语境中公众对精神安宁与创伤疗愈的深层需求相呼应。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急于以温情覆盖死亡，将死亡剥离其阴冷、断裂的本真面相，使其迅速服务于和解、成长与重启的主题。于是，告别成为了让结局保持在温情框架内的必要仪式，死亡则被转化为一种可供消费并产生治愈效能的情感商品。

　　《燃烧吧！爸爸》的创作缺陷并非孤立，而是同类影片的共性问题，暴露出电影创作者在面对死亡这一命题时的困境。后疫情时代，全球性危机的震荡激发大众产生了强烈的疗愈渴望，“治愈”逐渐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关键词。情感被纳入交换逻辑之中，形成一种以共情、抚慰与释怀为核心的情感经济。然而，若生死议题持续向温情与疗愈靠拢，人类死亡经验的复杂现实便可能被过度简化，此类电影所应具备的哲学重量与批判潜能亦将随之被削弱。因此，国产生命题材影片需要跳出固有的叙事框架，重新承接死亡经验的复杂性，这仍然是值得创作者深入探讨的课题。（王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