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　鹰

　　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天尽头”的海南儋州。

　　在当时，海南被看作最惨烈的流放地——孤悬海外，化外蛮荒，米比珠贵，“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

　　古代官员被贬，并不是罕见之事，但被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却是少见的。唐代被贬为崖州司马的杨炎，就绝望地说：“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被贬海南，政敌的意图显而易见，是要置苏轼于死地，东坡先生也作好了死于此地的打算。就这样，年逾六旬的苏轼，在朝廷的催迫下，从上一个被贬地惠州，跨过浪高风急的琼州海峡，跌跌撞撞，踏入了这片“九死南荒”之地。

　　直到三年后，新皇即位大赦，苏轼得以返回北方。翌年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近日，音乐剧《心安东坡》在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巡演，讲述的就是苏东坡南渡北归的海南故事。

　　“安”字是全剧的灵魂

　　观剧前，我就对该剧充满期待，因为苏东坡的海南岁月，是开启海南文脉的一件大事，留给海南丰厚的文化财富；如何讲好这段故事，对于推介海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讲好海南的东坡故事，尤其把它搬上艺术舞台，深觉不易，个人觉得有三难：

　　一是缺少冲突。戏剧本身要讲究冲突，冲突越尖锐，故事越精彩。而苏轼的流放本身就是边缘化，远离政治中心。此时的苏轼，就是一个荒江野老，所谓“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他缺少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把这些日常故事搬上舞台，如何建立那种“针尖对麦芒”的戏剧对抗？

　　二是文心难演。苏东坡作为文学家的核心魅力在于他的诗词、文章及思想。但写诗本身是很个人化的行为，虽然存在外在环境的诱发，但更多的是情感独立的自我抒发。比如，他写下一首旷达的诗，这个“写诗”的行为，在舞台上很难构成一个推动情节的“动作”，它更像是一个静态的、心理抒情的结果。如何让他的精神活动获得外部的戏剧形式？

　　三是心理设防。苏东坡是一个观众热爱并熟悉的文化符号。他的形象、轶事和名句早已深入人心。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已知的亮点，观众的心理投入会很低。但如果为了制造戏剧性而虚构冲突或过度煽情，又可能破坏观众对这位文化巨人已有的情感联结，引发抵触。

　　但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部由一级导演赵京生担任总导演，词作家清风担任总编剧，张渠、钱雷、王艳梅等众多音乐人联袂担任作曲，由夏振凯、蒋倩如、左炜、李想等国内音乐剧实力派演员领衔，廖裕文、赵媛等海南本土优秀演员参演的作品，创造了精彩和惊喜。

　　如果说看前有不安，那么看后用一个“安”字来总结感受，或许是最贴切的。这个字既是剧名，也是贯穿全剧的灵魂，更是散场后留给观众最深的心灵回响——遗憾被安放，情绪被安抚，最终归位于“此心安处是吾乡”。

　　以AI叙事与跨时空视角构建

　　该剧为何能达到“安”这样的艺术效果？盖因戏剧本身要讲究冲突，冲突越尖锐，故事越精彩，苏轼的对手、当朝宰相章惇，远在朝廷，无法构成舞台上的面对面交锋，如何构建张力？

　　音乐剧《心安东坡》的解法是，将苏东坡“缺少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艺术困境，转化为一场外部迫害与内在心魔的双重围剿。

　　外部迫害，是由政敌的意志代理人、市井恶吏“董才”在现场执行的。一是剥夺安身之所，将苏轼逐出驿馆，使他从“官身”沦为无处容身的流民；二是阻断精神命脉，为阻挠苏轼著书，董才抢夺他借来的典籍，致其坠崖遇险；三是毁灭毕生心血，董才纵火焚烧苏轼的著作。这三重迫害环环相扣、步步升级，先夺其安，再断其志，终焚其心，将冲突推至顶点。全剧冲突的真正枢纽，也正在这里，正是外部迫害不断剥夺苏轼的“安”，而苏轼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在重新定义“安”的含义。于是，一个原本缺少面对面敌人的流放故事，被组织成一场“如何心安”的精神历险，可以说是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讲故事”的任务。

　　讲好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一步，“出人物”才能让这部剧立起来。塑造苏东坡这个舞台形象，需要让熟悉的形象重新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历史重新变得可感。音乐剧有一个大胆的创新，以AI叙事与跨时空视角构建起一座“陌生化”的桥梁。

　　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直接将千年前的东坡，拉回到了现代人的身边。舞台上呈现的不是那个被标签化的“旷达圣人”，而是“复活”一个“有泪有痛、有惧有坚守”的普通人。当观众看到一个会因书稿被焚而失声痛哭、会面对迫害感到无助彷徨的苏轼时，舞台上的苏东坡，不是一个遥远的文化巨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

　　全剧的音乐既有宋词的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剧的节奏感。苏轼的诗词被谱曲演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如“十年生死两茫茫”——在舞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与剧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配乐诗朗诵”，而是让音乐参与叙事、推动情感，许多段落仅凭旋律和演唱就能让观众落泪。

　　富有哲思的安顿之问

　　一部好的剧，应该与时代紧密相连，能够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而真正有时代感的作品，显然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让历史照亮当下。

　　《心安东坡》呈现出一种“大主题，小切口”的自觉追求，动人之处，是它回应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人如何安顿自己？当外部环境无法选择，命运把人抛向“孤岛”，我们还能不能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力量？

　　这其实是富有哲思的安顿之问。

　　“心无妄，念无垢，任我千里行走。身无病，梦无疚，任我沧海泛舟。无妄无垢，无病无疚，惟我心安，俯仰无忧。”东坡在儋州所面对的，不只是贬谪、疾病、贫困与敌意，更是如何不怨、不惧、不碎。他把荒岛变成书院，把苦难变成著述，把流放变成归来……

　　反噬让剧情反转，以整人为乐的章惇最终自食其果，被贬雷州染病，东坡不计前嫌施以药方。这不是政敌的握手言欢，而是君子对小人的以德报怨，更显东坡心安中的心善与心宽。这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不是遥远的古人轶事，而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生存哲学。剧目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它问的是东坡，答的是今人。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由《心安东坡》出发，开拓出更为宽广的创作天地。一个60多岁的老人，被贬到天涯海角三年，却没有沉沦，反而在绝境中活出了另一番天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回望自己的海南岁月，以此作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一生数次被贬，虽越贬越远，心却越来越安。东坡海南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让他“即觉此生不虚过”。北归途中过海遇风浪，他将随身携带的书稿视若生命，抚稿叹曰：“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又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这样的故事，不只属于苏轼，也属于每一个在困境中寻找“心安”的你我。

　　（作者系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