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乐 仲呈祥

　　长征，是中国文艺不断书写的伟大历程。九十年后，如何以全新视角回望长征历史、用新的艺术表达让这段伟大征程重新抵达今天的观众，是创作者首先需要面对的课题。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作品，电视剧《征途》以红军懋功会师后的“北上南下之争”为重要叙事支点，把镜头同时投向党中央的战略抉择与红军途经民族地区的群众关系。作品坚持高原实景拍摄，并在民族语言、地域空间等方面强化历史质感，使作品兼具高远的精神立意、丰厚的文化内涵与较高的艺术价值。

　　该剧创作角度的选择颇有意味。作品进一步追问了，我们这样一支屡遭危局、付出巨大牺牲的革命队伍，为什么能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征途》通过鲜活的人物抉择与跌宕的剧情铺陈，娓娓道来历史的必然。剧中铺展两条核心叙事线索，一条线写方向，刻画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怎样带领红军作出正确历史选择；一条线写人心，展现红军怎样以自己的行动赢得各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两条线索纵横交织、相互映照，最终汇向同一个历史答案——党旗所指，便是人心所向。

　　历史走到懋功会师这个关口，摆在红军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下一步向哪里走。《征途》把这一重大抉择置于叙事中心，也由此写出了党的领导在危局中的分量。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继而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向哪里走”成为关乎红军命运的政治判断。剧中，密电事件把路线分歧推至最紧张的时刻。当分裂的危险逼近眼前，毛泽东同志以惊人的战略定力坚持北上，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秘密离开向北进发。方向在此时意味着，要让一支经历巨大牺牲、几近极限的队伍，继续承担前路的不确定。北上的意义，也正在这样的处境中显现出来。后人已经知道答案，剧中的人物却必须在风雪、饥饿和重重压力中作出选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分量，正在于让今天的观众重新感受到当年那一选择的艰难。此后，跟着党中央北上的队伍突破腊子口，进入陕甘，终于打开新的局面。北上的正确选择回答了只有听党话、跟党走才知道“往哪里走”。

　　留在左路军中的朱德，面对的则是另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怎样不让这支队伍走散。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执意南下，他始终没有退让。“意见可以不同，争论可以继续，但是路线问题关乎生死，半步不让。”一句话，重若千钧。这是朱德的鲜明态度，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在重大原则面前的政治坚守。朱德身处复杂局面，仍耐心教育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维护团结，等待重新北上的可能。毛泽东坚持的是方向，朱德守住的是团结。两条人物线并行推进，党的领导最终落实为在危局中辨明方向，在分歧中维护统一。

　　剧中，与“方向”相互映照的是“人心”。红军初到甘孜一带，当地群众受反动宣传影响，对这支队伍心存戒备，不少人甚至躲避逃入深山。正是这份最初的陌生与隔膜，让后来逐渐生成的理解与认同显得更加真实。对当地各族群众而言，红军的政治主张他们未必一开始就理解，但他们能够意识到的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不进民房、不动牛羊，拿了粮食照价付款，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正为天下所有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人民队伍。在真实的长征历史中，朱德与格达活佛的交往是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剧中，朱德第一次拜访格达活佛，他来到白利寺前，翻身下马，步行入寺。这一处细节的设置，没有说理，却很有分量。党的尊重民族习俗、尊重宗教信仰的政策，化作人物自然而然的行为。朱德与格达活佛的数次长谈，又把这种了解推向更深。格达活佛在亲眼看到红军的纪律、民族政策和待民方式后，开始主动支援红军。

　　对夏克刀登等人物的塑造，剧作同样立足史实框架，细致展现出他们认识红军、重新作出选择的过程。作品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把历史上的对抗转化为更温情的精神感召与人心奔赴。在叙事推进中，藏、回、羌、彝等各族群众由旁观到同行，他们提供粮食、担任向导、救护伤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汇入红军北上的征途，成为长征历史的共同参与者。党的正确方向由此获得了深厚的人民力量。

　　方向与人心回答了长征何以胜利，而重大历史的厚重分量，最终还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征途》直面长征的苦难与牺牲，但也没有让人物淹没在苦难之中。剧中，“铁家三兄弟”等不同民族的年轻生命长眠于征途之上，让悲壮有了具体的生命印记。该剧还亲切展现了战友之间亲如父兄的彼此照应，部队休整时发展生产、年轻战士们玩耍嬉笑的场景，以及“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迈与喜悦。作品用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笔法，深情回望了这些可敬可爱的革命先辈。苦难没有消解人的情感，崇高也没有悬置于普通生活之外。这些坚持理想的鲜活面孔，让长征精神有了更克制、更温情的表达。回望长征胜利九十载，我们仍会追问这支队伍为什么没有走散，又为什么不断有人愿意前赴后继追求真理。《征途》用“选择”告诉观众，方向来自党的坚强领导，力量来自各族人民。

　　（王乐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仲呈祥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