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像为国存史 以忠魂为族续脉

　　作者：赵曦 霍雨帆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九十年来，长征的影像谱系已成为中国纪录片中最为厚重的一脉；如何在既有序列中有所创新，是每一次长征主题创作都必须回应的问题。六集文献纪录片《铁血忠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该片首次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置于叙述中心，对其进行了系统、完整、连续的影像呈现。不仅补足了长征影像序列中的部队史维度，还完成了叙述语态由英雄叙事、悲怆叙事向个体生命的转向，实现了文献、口述与影像再现等多种艺术手段的平衡，将一段地方性的军事行动接入民族记忆的谱系。

　　聚焦与发掘：红二十五军历史文献丰富长征影像序列

　　新中国以来，长征题材影视作品数量可观，纪录片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影像序列。1986年的《长征·生命的歌》沿行军路线寻访，将长征全程搬上屏幕；之后的《长征·英雄的诗》（1996）、《长征·不朽的魂》（2006）、《长征》（2016）等代表性作品，通过对长征亲历者的多次抢救性采访，将“全景”推进到采访条件的限度。2023年，六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线索，首次将长征以“遗产”形态纳入影像。电影与电视剧的制作情形相似，其中电影《四渡赤水》（1983）、《血战湘江》（2017）与电视剧《长征》（2001）、《绝命后卫师》（2016）等作品，或以战役为单元，或以部队为单元，多以全景式视角呈现以中央红军为叙述主体的长征史。

　　《铁血忠魂》则以红二十五军作为叙述主体，该部队在既有文本中长期以“番号”形态出现。作品集中呈现其完整的长征历程：重建、转移、扎根、西征、策应、会师，将此前散落在地方党史中的若干关键环节第一次接入长征的整体叙事。在这一结构下，一批长期处于影像之外的历史进入画面：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红七十四师在主力北上后的独立坚持、四坡村与板桥等战斗、永坪会师，均获得正面而有据的叙述。叙述对象的增补，使长征影像序列的结构更加完整。

　　温度与质感：从微观视角构建长征叙事的话语方式

　　长征影像的叙事类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英雄叙事，以战役、决策与将帅为叙述对象，大主题、大格局与传奇色彩是其特点；另一类近于悲怆叙事，以苦难、牺牲与信念为情感结构，以统计数字与颂词性表述承载情感，牺牲由此被抽象为精神符号。

　　《铁血忠魂》采取了一种微观视角，以“小而准”的穿透取代“大而全”的覆盖，抓住了每个历史判断背后对应的可验证的细节，以人性化的解读介入史料，使影片呈现出细腻的人性写照与个体经验的温度。

　　微观叙事如何落地？影片通过两种层级的细化予以展现。一方面是大事件的细节化，重点事件的讲述交由人物细节完成。如吴焕先牺牲一段，落点由“壮烈牺牲”的定性转移至十六岁通讯员叶建民，他走着走着放声大哭，喊出“没有娘了哇”，年轻的悲痛成为战争残酷最直接的注脚。另一方面是个体命运的呈现：十八岁的张西金参军前改姓“冯”以避株连，其母此后近五十年间“坐在石头上，成天喊金儿、金儿，咋还没见回来。最后把眼睛都哭瞎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使每一段历史判断都能对应可核查的细节，历史的可信性便由论断的强度转向经验的可传达性：宏观框架保证史实的完整，微观经验保证史实被感知。

　　守真与创新：多元方式表现长征故事

　　《铁血忠魂》的艺术手段呈多元并置之态：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实拍、情景再现与人工智能生成，各司其职。文献资料——档案、报刊、战史、回忆录——与口述历史，前者提供可核查的史源，后者提供不可替代的经验，共同承担历史真实的呈现。据主创介绍，全片采访红军后代十六位、地方档案志办人员四十余位、党史军史专家十二位，口述对象由亲历者整体转为“记忆的第二代”，其所提供的内容属于“关于记忆的记忆”，因此，史料性质介于证词与转述之间。该片的应对方式，是以文献、旧影像与实物为口述提供锚点，使二手记忆获得可校验的坐标。

　　与此同时，实拍、情景再现与AI生成承担审美意象的呈现：航拍赋予地形以体量，特写赋予物件以细节，再现与生成影像补足无法实拍的段落。文献史实与审美意象在片中表现为明确的职能划分：情景再现与生成影像只承担示意功能，不承担史实举证之责，即主创所概括的“技术服务历史，绝不替代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历史本真，由此得到保证。

　　在数字生成技术成熟、历史影像“还原”成本下降的当下，这种调用多种手段、分层实现价值的方法尤显可贵。生成技术模糊了记录与制作的边界，也使文献纪录片面临真实性声明的新课题；《铁血忠魂》以文献为口述锚点、以实物为记忆坐标，使真实性与感染力在明确的职能分层中得以兼容。

　　历史与当下：建构红色文化记忆 赓续长征精神

　　从记忆研究的角度看，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参与一个民族记忆的建构。该片首先建构了一批承载记忆的空间载体与物质符号：山脉、江河、雪山、草地构成情境展开的依托，何家冲树龄八百余年的银杏、王母宫塬上的“红军楼”因被反复凝视而渐次成为地理标识并转化为记忆坐标；虎坪村张家大院、掌曲村土楼小院、吴焕先墓等具体地点构成历史考据的基点；草鞋、耳环、优待证与传单则作为记忆符号，使战争史获得可指认的实体形态。

　　地方文化对红军历史的承载，同样构成记忆存续的重要形态。镇安民谣“民国二十三，红军来镇安。老财不敢见，群众好喜欢”，是政权合法性最朴素的表达；西吉的“红军粉”、淅川的“红军鞋”，以及郧西设立的纪念月、镇安纪念碑旁的“励志亭”，至今仍在地方的语言、饮食与地名中留存。记忆载体的代际传承同样清晰：刘立英守护一张传单四十六年；魏富堂以五十三万字为一个村庄立传；王茂贵扫墓六十年，以一句嘱托、一份承诺参与对历史的日常保管。此种处理接近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将革命还原为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结构。

　　记忆的传承由此呈现为完整的链条：个体经验凝聚为群体记忆，群体记忆升华为民族的文化记忆，其衔接点在于“当下”对“当时”的持续承载。纪录片承担的职能，是为记忆提供可供传续的叙事形态。就此而言，《铁血忠魂》本身即构成当代长征记忆生产的一部分，其文化贡献在于把“精神遗产”这一理论命题还原为一份具体的守护者名单。

　　国家历史应当被后人铭记。每一代观众都需要以当代经验重新接近那段历史，影像序列也因此持续得到补充。从黑白胶片到高清数字影像，从十集寻访到八集全景，从国家叙事到个体记忆，形式与载体屡有更迭，而长征所造就和淬炼的民族意志和精神符号，始终高扬在民族的视野之内。经典的生成有赖于持续的开掘、叙写与传递，《铁血忠魂》在创作中进行了积极探索。随着更多部队史、地方史与人物史进入镜头，长征的影像序列将由若干高峰的排列，渐成一片彼此呼应的山脉；那片山脉的脊梁，也正是一个民族回望来路时为自己留下的精神雕像。

　　（作者赵曦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授；霍雨帆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电影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