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永远的长征》：让长征精神成为人类共同的答案

　　作者：闫 伟

　　1934年那个秋天的夜晚，8万多名年轻人渡过于都河，走向一条无人知晓终点的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到20岁，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90年后，两位异乡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籍教授潘维廉与比利时青年媒体人彭望龙——站在同一个渡口向历史深处发问：“如果过河很难，那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是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以下简称《大道》）的开篇之问。当长征走出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进入人类共同的精神场域，它就不再只是一支军队的战略转移，而成为一个关于“人在绝境中如何选择”的普遍性寓言。

　　该片最值得称道的是，借“外来视角”讲清楚了长征的世界意义，当然这根源于长征精神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契合。因为其所蕴含的坚定信念、不畏牺牲、团结协作、依靠人民等精神内核，并非某一意识形态的专属品，而是人类在极端境遇中淬炼出的共同品质。但纪录片并没有急于宣示这种“共同性”，而是使其在行走中自然浮现。潘维廉与彭望龙在四川凉山听到彝海结盟的后人讲述先辈故事，在大渡河畔走过泸定桥的铁索寒光，在宁夏六盘山与护林员一同深入林区。作品在叙述中并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22名勇士攀着铁索冲向枪林弹雨，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这些数字和画面之所以能触动观众，是因为它们回应了人类共有的追问：当处境看似无望时，人还能做什么？

　　《大道》通过“纪实+思考”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可以依靠信念与团结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征正是让世界看见了“人类意志的极限”，为世界提供了“奋斗与希望”的东方答案。这个“东方答案”之所以能够被世界倾听，恰恰因为它不是在说“我们做到了”，而是在说“人能够做到”。

　　价值的契合只是起点，传播的有效才是关键。长期以来，长征故事的讲述常常陷入一种困境：习惯于从“意义”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宏大的历史判断先行，具体的人物故事成为佐证。这种叙事逻辑在跨文化语境中，往往遭遇“关我何事”的沉默。《大道》在叙事策略上却选择了一条“去概念化”的路径：两位外籍行走者不是“教育者”，而是“探访者”；他们的疑问不是修辞，而是真实的困惑。当他们站在历史现场问出种种关乎生命体验的问题时，这本身就在国际观众心中产生了共鸣。

　　该片的镜头语言也在完成一种“转译”。长征途中翻越的40余座高山、20余座雪山，被呈现为“山”这一人类共通的意象。宁夏六盘山从荒山秃岭到森林覆盖率60%以上的变迁、大凉山“慢火车”上农产品车厢与学习车厢并置的画面，这些充满生机的场景与普通中国人最美的样子相融，让“翻山越岭”从历史事件转化为持续进行的人类努力。正如本片第五集的标题所言：前人翻过的山，后来都成了我们脚下的阶梯。

　　这种叙事策略与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转译”逻辑相吻合——以共情为桥、以共识为基，将中国议题与全球共同关切相连接。有研究者提出“有效的国际表达应绕开宏大的文化概念，扎根于真实可感的个体性叙事”，这正是《大道》所践行的路径。那位在宁夏固原开着粉色汽车、穿着粉色工装奔走在山野间的乡村兽医，那位在河南信阳守护红军伤员山洞六十余年的老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极强的说服力。

　　历史与现实的通联，是这部纪录片最见功力的维度。长征胜利90年后，那些曾经的长征路上出现了新的“征途”。在四川凉山，西香高速理塘河特大桥的建设者“在半空架设通路”，2.8吨的起重设备零件全部由人工背上山。在河南郑州，中铁装备的盾构机从零起步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在宁夏六盘山，护林员20余年行走数万公里守护那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这些当代场景与历史影像之间，形成了一种不依赖解说的“通联”。观众不需要被告知“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他们自己能够看见：当年的红军在绝境中开辟生路，今天的建设者在无路之处架桥；当年的战士用草鞋丈量雪山草地，今天的护林员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这种平行并置产生的意义，比任何旁白都更有意义。

　　当然，长征精神的世界回响，需要更多维度的持续努力。《大道》采用的中外双行走者模式、国内外同步上映的发行方式，是中国外宣纪录片话语体系转型的一个样本。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美国人。他在今年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身体力行地诠释了文化传播的魅力。他的“在场”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息：长征的故事是可以被“外人”理解并珍视的。比利时青年彭望龙则代表着更年轻的欧洲视角，他的疑问、惊叹与思考，为同龄的国际观众提供了代入的入口。

　　从更深的层面看，长征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终究要回到“人”的尺度。长征途中那些年轻的生命——平均年龄20岁的战士、25岁的指挥员，那些在雪山上唱起山歌、在草地上用法语唱《马赛曲》的女红军——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是因为触及了人类心灵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部分：对意义的渴望，对同伴的信任，以及在黑暗中依然相信前方有光的勇气。

　　意大利诗人B.瓜格里尼曾写道，长征是“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但这条巨龙的跃动，最终是由一双双草鞋、一个个年轻的身躯完成的。当《大道》将镜头对准这些具体的生命而非抽象的概念，长征就从一段“中国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人类的史诗”。

　　（作者系《中国电视》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