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近日，日本著名电影人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正在我国各大院线热映。影片用散文化的电影结构，以及大量带有自然主义风格的日常生活场景，编织了一幅底层人物的生存图景。在这幅图景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庸常琐碎的饮食男女，困窘生活背后的温情、算计，以及盗窃、欺骗在孩子们内心投下的阴影，更捕捉到了可见情节之后的人性真相和情感真相。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故事情节及人物关系，尤其要将影片尽量遮掩的人物前史补充完整。这样，才能抵达这个家族的复杂与暧昧之处，领会创作目的。奶奶初枝的前夫，娶的第二任妻子带过来一个孩子，名叫柴田让。柴田让婚后育有长女亚纪，二婚之后又有次女纱香。由于被家庭忽略，亚纪有些叛逆，在风俗店工作，并与家里决裂。太治是一名职业惯偷，认识了在风俗店工作的信代。在一次偷窃中，两人救出了奄奄一息的祥太。奶奶收留了亚纪、太治、信代和祥太。太治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认识了被遗弃的小女孩由里，并将其带回了家。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六口之家，过得拮据而温馨。

　　令人感到吃惊和厌恶的是，这个家庭居然以偷窃为生，还嫌偷的洗发水品牌不对；大人教唆孩子偷窃，还编出各种清新脱俗的理由！在复杂的人物关系背后，藏着诸多私心与算计：太治接近信代，可能只是为了找一个帮手，救助祥太也只是意外；奶奶接纳亚纪等人，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独居的生活不那么冷清；奶奶去世后，太治、信代将她的尸体埋在花园，并侵吞了养老金及存款；祥太被警察扣留之后，太治与信代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连夜逃离。影片看似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与虚伪，但人物又不时流露出一种真诚、善良的品质。例如，信代面对同事的要挟，宁愿丢掉工作也不放弃由里；太治除了教两个孩子偷窃这个重要污点之外，大多数时候都像一位正常父亲般慈爱和善；奶奶初枝无私地用养老金供养一家人，等等。

　　一反表现“苦难中的温情”之类的叙事套路，《小偷家族》没有讴歌底层人物相濡以沫的情怀，以及在穷困中坚守的美好道德，而是用一种冷静又隐忍的手法，揭示了苦难对人性的伤害，从而让观众在斑驳陆离的现实中，顿悟人生的艰难、人性的复杂。

　　为了阐明影片对于人性的揭示与反思，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祥太。祥太由于年幼时即跟随太治偷窃，价值观处于扭曲状态。太治告诉他，只有没法在家学习的孩子才去上学；商店里的东西都是没有主人的，除非商店倒闭才不能继续偷窃。后来，经过山户老爷爷的感化，祥太慢慢意识到偷窃的不正当性。山户去世之后，祥太开始质疑太治的那套理论。跟随太治去砸车窗偷窃时，他表现得极不情愿……一个孩子在混乱环境中的自我救赎和成长，让人感动。

　　与“小偷家族”对应的，是一些“正常”家庭。由里的父母，在媒体面前显得文质彬彬、谦和有礼，但家里却是一种暴力夹杂冷漠的氛围。由里体会不到任何关切和温暖，只能独自蜷缩着喃喃自语。家庭的概念，似乎已不在于血缘与亲情，而在于彼此的坦诚与善意。在《无人知晓》《如父如子》等不少作品中，是枝裕和都在质疑家庭成员之间的天然亲情。在他看来，血缘只是社会伦理赋予家庭成员之间的一根契约性纽带。这根纽带，带来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每个人的归属感，但也常常经不起考验。很显然，对于个体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与命运，《小偷家族》持悲观态度。

　　那么，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为何会有那么多被家庭遗弃的人，有那么多缺爱的人？《小偷家族》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由里被送回母亲身边之后的处境，向政府机构及正统道德提出了一个质疑：以爱的名义，把个体强行纳入某个家庭或机构的管辖之中，是否考虑过个体的真实感受？监护人的道德品质，是否经过了合理评判？在“小偷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是被原生家庭遗弃或伤害的人，他们之间的抱团取暖虽然各有私心，但也不乏温情。这种家庭模式虽然并不理想，甚至有违道德和法律，但个体在逼仄拥挤的空间里，为何能够各安其所？

　　当“小偷家族”整齐地坐在屋檐下观赏远处的烟花时，影片并未通过反打镜头让观众看到烟花的绚丽与灿烂，而是以一个俯拍镜头，展示了底层人物卑微的生存状态。即使这群人只能身处简陋寒酸的内景，影片依然用最大的善意，表现了他们所拥有的海滩、河边等外景。这实际上，也抛出了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命题：虽然常因窘迫、动荡而被人轻视或同情，但当事人也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当我们指责太治向两个孩子传授偷窃技巧时，可能忘了一个事实：他们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长久栖息之后，早已模糊了是非曲直的绝对标准。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如何真正获得解决？影片娓娓道来，发人深思。

　　《小偷家族》看似平淡散漫，实则精心编织了情节的表象与人性的真相，并在人的私心与宽厚之间构建了一定的情绪张力，表现了人们在窘迫的现实与内心的暖意之间的挣扎。但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也并非尽善尽美。对于一些观众来说，这是一部缺乏高潮，缺乏核心悬念、煽情场景的影片，如同一杯白开水般缺少调味品，更不可能像冰冻可乐般冒出汩汩的气泡。影片的得失，都在于细节。这些细节也许有真义，也许太过琐碎且存在意义上的重复。尤其是后面通过警察的审问，迫不及待地向观众交出了所有底牌，与前面所营造的氛围不太协调，而更像是叙述者为了使影片不至于在拖沓与散漫间失去张力的一种补救，但遗憾的是，不够高明。（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