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

　　初看《海里岸上》（《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的小说题目，并不吸引人，我想无非是描摹海上渔民与岸上村民的生活，家长里短而已，然而细细读下来，却发现小说有着深沉的人物悲欢，背后展现着真切的人性温度。小说以海南一个渔村的今昔为主要叙述出发点，讲述了两代渔民的生活对比、心灵对话，勾勒出浓烈的南海记忆，其情其景让人们敬仰、感佩、思考，值得久久回味。

　　小说结构相互穿插，迭次推进，作者林森有意将渔民在海里、岸上的故事交错并置，融合成人物对立统一的行为逻辑，增强了小说的情感张力。渔民老苏不再出海之后，对海上生活念念不忘，回忆自己出海时的勇敢、处置危险时的谨慎、对大海的敬畏，他用无言的行动，展示了粗犷的渔民生活中的深情一面。小说把那些讨海求生的艰险、海上相思的孤苦、海路精神的坚守生动地铺陈开来，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岸上”各章则以镇上的现实生活展开，表现出城镇生活与传统渔民生活的冲突。正如作者林森所说，小说记录了老船长的故事，“他们最惧怕死在海里，有时又恨不得立即死在海里。他们越是在海里跌宕起伏，越是在弃船上岸之后，变得尴尬无语。大海如此无常，在陆地上无比确信的东西，在海上往往荡然无存，出海的人不得不相信某些虚妄之物，总觉得那些风浪的背后，有一些目光在注视着，他们也就有了诸多的讲究与忌讳……”

　　老一代渔民不再下海，后辈年轻人逐渐进城工作，即使留在镇上的年轻人，多数从事海洋工艺品经营，只不过转手卖货而已，很少出海从事传统渔业劳作了。而且如今出海使用的是更先进的渔船和卫星导航，不再依赖祖辈代代相传的罗盘和《更路经》，也不再举行祭海仪式，甚至很多人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违背了人与海洋那种朴素和谐的依存关系。渔村的古朴、传统在这种碰撞中显得脆弱不堪，风雨飘零。像老苏和阿黄这样的老渔民，他们毕生与海洋搏斗，海洋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人生暮年，他们不断回味着与穷凶极恶的海洋生死搏斗的经历，也不断回想着那些已经消失在海上的面孔，怀念渔村那些出海遇难的“兄弟亡魂”，仿佛他们在海洋深处向他们招手，回归生命的源头。

　　“乡土叙事，精神还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母题，从鲁迅、沈从文到陈忠实、韩少功、贾平凹等，无数作家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乡土、乡愁的批判、反思或是眷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宝库，勾勒了民族的乡土文化记忆。但是大体来说，乡土小说建构了一个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作家们在这个框架一下，搭建着自己的七宝楼台。

　　《海里岸上》倾听来自海上老渔民的心声，讲述了他们世代讨海求生的故事，这在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乡土叙事谱系中是颇有意味的存在。小说没有单纯地突出城乡对立的视角，而是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联系，重建新形势下渔村的转型发展之道，它以更为现代的眼光，连接起传统和现代的故事，让祖辈的记忆在山海间复苏还原。

　　老苏、阿黄这样的老渔民和子女有着生活方式上的冲突，城镇旅游产业也冲击了渔村传统生产方式，但这种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并不是判若鸿沟的森严壁垒，彼此之间潜藏着悄然的互动与和解。老苏将珍藏的罗盘和《更路经》卖给了收藏家，帮助儿子度过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在现实生计面前，他也没有固守祖传的出海宝物，他相信《更路经》比人活得长，卖给懂行的人，会保存地更好。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苛责老苏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毕竟在生存现实面前，人们常常不得不随时而动，穷则思变，况且这种灵活的选择也许促进了渔村新的发展变迁。小镇在禁止砗磲贝类产业后，转型发展渔业旅游，重启开渔节和古老的祭海仪式，老船长们的生命记忆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鼓励，得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传承。

　　小说中有一个特别的“文眼”——《更路经》，这是千百年来渔民们用来指导航程的“海上地图”。在人们不能飞高、不能从卫星来俯视大海的时候，一代代的老船长接续记录，综合时间、水流、风向、天气等因素推算出航行海域的水文、暗礁、岛屿、气象，从而在漫漫海域上辨别方向、躲避风浪、寻找渔获。老苏对《更路经》和罗盘的珍视，源自于对祖辈血汗乃至生命积淀的感恩，对大海的深情、崇敬、依恋，凝缩着渔民对南海的记忆。

　　面对南海这片“祖宗之海”，这些珍藏的《更路经》，又何尝不是在直观地宣誓南海主权，如老苏所说，“不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若干好多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在他们出海的那些年里，“捕捞不仅仅是捕捞，也是凭着一股中国人的热血在自己的海域巡游。”

　　由此，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土文学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海洋气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渔民个体的记忆、温情的关怀，还能观照当下渔村现代化转型，更是从中折射出海洋空间里的家国情怀，丰富了我们对经略海洋、走向深蓝的思虑认知。（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