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善本再生性保护网络传播活动系列稿件二】

　　作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田建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求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特别是，国家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大规模梳理，统筹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等多个重点计划项目，组织编纂《复兴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推出《中国古籍总目》《史记》（修订本）等一大批古籍整理精品。古籍善本越发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抓手。

　　古籍一词，早在《魏书·陈奇传》中即已出现，“高允与奇雠温古籍”。所谓“古籍”，一般认为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图书，即主要指夏代至清代的图书。古代中国，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 (道观) 出版系统,构成了中国古代出版的基本格局。而国家及社会机构、组织与个人则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并由此产生出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古籍。仅现存古籍文献，海内外的加在一起，蔚然大观。判断古籍善本的标准，现在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条：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古籍善本的历史价值，主要可归结为如下诸条。

　　承载和传播了中华文化。从夏代至中华民国，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自成一体。古籍善本，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载体，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可靠性以及极高的艺术性和珍贵的文物性。中国古代千年智慧，诸如政化治理、经邦济世、军事谋略、宗教信仰、教育文化等，主要记录在古籍善本上。同时，中华文明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发展过程中，古籍善本承担起了桥梁作用，成为了文化文明承载远播、互学互鉴的通衢大道。有宋一代，宋版书籍成为了夏辽金书籍出版的范本，直接规范了夏辽金地方的书籍出版；同时，宋版书籍又输入高丽、日本、交趾，中华文明得以流布四海。

　　但凡书籍再版捶拓、刊刻付梓，都需要无数名家对其品校、查勘，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学问的基本门类、学科与体系：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以及文字学、音韵学、辑佚学等。国学、国粹尽于善本焉。

　　知识与文化的演进、发展，无不需要对知识与文化的创构、优化与萃取。对古籍进行勘异除讹，考证真伪，精心雠校，保证文字内容的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及可靠性，以及材料、防护、工艺上的制作追求，均是一种知识与文化的再次创造和调优萃取，古籍刊刻也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具有了科学层面的探求真理的意义。中国古代知识与文化，在不断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机制中接近科学，在创造、优化与萃取中保障知识与文化的理性中和及其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媒介及其技术的结晶。因为对书籍的重视，中国士人和名家大多视雕印书籍为一件严肃、庄重、高雅、认真的文化事业。在数代文人嗜书治学过程中，催生了造纸和印刷两项伟大发明。而在书籍印刷过程中的发明的饾版、拱花技艺，则体现了古代文人在追求艺术方面达到的高超技法工艺。而古籍善本中的甲骨、钟鼎、简牍、玉石、缣帛、方册，凡此种种，一起构筑起了中国书籍史的完整历史图景。

　　古籍善本则是中华先祖先民智慧的创造，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一部善本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的缩影。所以，保护古籍善本，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而在当代，继承、研究善本，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必尽的职责。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关于古籍善本的学习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传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新中华文化，光大中华文明。（田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