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各地博物馆内外人头攒动。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现在我国大部分古籍都收藏在被称为“古籍博物馆”的部分图书馆古籍部，与博物馆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籍博物馆”门前冷落鞍马稀。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其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明显存在一道时间的鸿沟。

　　说遇冷未必全面，比如近几年，古籍善本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异军突起，也是事实。两年前，藏家刘益谦以713万元与253万元的价格，分别拍得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宋刻巾箱本《礼记》（存一卷）和明代刻印本《战国策》（存一卷）两册古籍。更早的时候，“过云楼”藏古籍善本1292册，拍出了2.162亿元的天价。古籍在收藏市场上身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藏家和机构关注。

　　但不惜重金购藏古籍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书尽其用并发掘其内在文化价值。中国向来都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说，但藏不等于传。真正的“传”，应当是既有传播又有接受，是一个赓续不断、历久弥新的历程。如果古籍从此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收藏就有可能变成“雪藏”。收藏市场中“一页宋版，一两黄金”，无非是古籍被资本异化成一种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如果只重收藏而忽视古籍之用，那么古籍也就与作为“后世”的当代生活失去了血肉联系。

　　当然，有一部分古籍，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长河中一直是活力四射的：一是诸子百家著述中一部分属于所谓“中华元典”，是人们了解传统文化密码、传承中华文化身份的“必读书”，自然是书店常备书；二是部分历史、文学类古籍成为经典，诸如四大古典名著，是人们的案头书；三是更多古籍主要作为“文献资料”被纳入学术研究中。

　　但传之后世的“传”，不应当只是出版、小众阅读或聊备采择，今天传播的形式多样、内含当代价值尺度、内涵也更加丰富。古籍的文化价值不限于文本，它还负载着纸张、出版、收藏、传承等诸多物质层面与历史的丰富信息。中国的经济繁荣与技术进步为古籍的传播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审视其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尺度与方法，甚至改变了接受者的观念与趣味，反过来又推高了人们对古籍传播的需求与期待。

　　中国人一向强调“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换个说法，就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有关机构正在将大量古籍数字化、上线，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古籍善本的开放与利用。古籍承载的是中国知识、中国故事、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可以引以为影视、建筑、环境、美术、设计等一切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正如今日的故宫博物馆，正在通过新技术、新思维，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演绎。古籍，也可如此。

　　一切文化供给都是为了满足与时代相应的文化需求。要使古籍更好地“传之后世”，就要深入研究时代特点以及接受者的需求等，按照传播规律粘住受众，并使其与之产生共鸣。只有当中华古籍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更好传承与传播。（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