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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的中华文脉①】隋唐时代的图书聚散与古籍善本的保护传承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19-05-28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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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也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形象地说,唐宋时期是古籍善本和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期是散叶期。由此,“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推出“古籍里的中华文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邀请权威专家撰写。文章将探讨中华善本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意义和做法,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历朝历代善本的发展、流传和重要影响,及其对当时文化和出版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中华善本如何进行再生性保护和网络化传播提出中肯建议。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武黎嵩

  自周秦以来,我国历史文化呈现绵延连贯的态势,有随时代而变迁者,亦有相承而亘古不变者,如顺天时、重术业、明人伦、尚德化,则一国文化之根本,用篆籀之时如此,用隶楷之时仍如此;用鼎俎之时如此,用盘碗之时亦如此。而能纲纪其间,使其精神文明瓜瓞绵绵不绝者,全赖文献之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古籍善本。中华善本是指经过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中华善本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是中华文明续火之薪。提到古籍善本,我们常常会立刻想到宋版、元版图书,稿本、抄本图书,很多时候,善本是孤本秘笈的学术称呼。善本的概念,是伴随着版本学而诞生的。从宋代开始,有了刻书(雕版印刷)的行业,图书的传播因时代绵延,又出现了不断地修订和翻刻、重刻。那么,宋代之前图书又是何种情况?宋代之前有善本书吗?前善本时代的古籍文献又是什么形态?本文将解释这些问题。

  吾国先贤先哲,最重文献,自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群书,成《别录》《七略》,大凡图书三万三千九十卷;曹魏郑默、荀勖,制《中经》《新簿》,合四部之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此后三百年间,分合靡定,战乱频仍,图书屡聚屡散。隋开皇间平陈,南北一统,经籍渐备,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唐初武德中,以见存图书分为四部,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间尚多有重复相糅。此唐以前古籍存废之大概情形。

  唐宋之间,为中国古代历史一大变革。图书之流传,亦以唐宋为一大界限。唐末以后,雕版印书,渐次流行。图书不再依靠抄写作为传播的唯一渠道,而版印书籍复制较易,流传较广。因版本不同而产生差异,由此诞生了版本学,而校勘学也较前代为盛。藏书,也不再为宫廷和官府所垄断,遂有大量的私人藏书家出现。

  隋唐时代,政府曾经三次大规模地主持搜罗整理图书。先是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遣使人搜访图书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抄写校定之后,原书归还本主。灭陈统一之后,南北经籍逐渐向长安、洛阳汇集。当时召募天下工于书法的士人,如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补续残缺图书,抄为正副二本,凡三万余卷。隋炀帝即位,再次下令整理图书,并限定秘阁之书,只准抄写五十副本,又分图书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此时图书仍需装裱成卷子式样,固配以豪华的卷轴,弥显珍贵。但隋代藏书,多在洛阳,随着岁末的战乱,此批图书大多散佚。

  隋唐时代,第二次大规模地搜罗整理图书,是在唐高祖、唐太宗的武德、贞观年间。一时名臣令狐德棻、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次为秘书监,以经籍亡逸,请购募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并奏引学士校定,于是群书大备。

  隋唐时代,第三次大规模地搜罗整理图书,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整理经籍。唐玄宗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开元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孤本秘笈,由官府借阅缮写。至开元九年,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凡收载唐内府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此后毋煚又节略《群书四部录》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四部四十五家、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唐玄宗时代,于长安大明宫光顺门外、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由太府按月供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按季供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岁供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及四部书成,唐玄宗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看缮写校订之图书,无不骇其广博。然而,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相继陷落,乾元殿藏书荡然无存。

  此后历朝皆陆续购募,甚至派员远之江淮搜访添写。到唐文宗开成初年,四部之书逐渐重聚复完,凡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分藏于十二库。及至唐僖宗广明年间,黄巢之乱,两京再度失守,宫庙寺署焚毁殆尽。及至朱温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古书遗籍尺简无存。北宋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时,以唐毋煚的《古今书录》为蓝本,而有其名亡其书者,已然是十之五六了。尽管如此,欧阳修等还是经过整理鉴别,增加了《旧唐书•经籍志》所不录的唐人著述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卷。

  正是有赖于这样一次次聚集整理,屡散屡收,中国古籍自先秦以来才得以绵延不断地流传。欧阳修在编《新唐书•艺文志》时总结,古往今来的图书,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当然是古典经籍,圣人所传之六经,“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第二类是古今各行业的精英人物的著述,虽然与圣人之道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第三类是俚言俗说,不登大雅,但是竟然也“猥有存者”。欧阳修感慨,书籍的凋零磨灭抑或能存世流传,“亦其有幸不幸者欤”。当然,古代图书流传至今,存在着偶然因素,然而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多是菁华和精品。而有些图书的传世,确实有非常特别的因缘。

  在近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前,唐代图书真本和面貌,普通读书人已经极难见到。例如,唐代曾经非常流行的一位“打油诗”作者王梵志,生活在初唐时代,诗歌通俗而略带禅意。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著作中多有记载,《诗式》《云溪友议》《冷斋夜话》《诗话总龟》《鸡肋篇》《唐诗纪事》《苕溪渔隐丛话》《说郛》《禅林钩玄》等录有王梵志诗。甚至,早在中晚唐时期,王梵志的诗歌已经传到了日本,可能是因为他的诗过于俚俗。例如,他的一首名诗《梵志翻着袜》云:“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不登大雅,又饱含人生哲理。恰是如此,其诗逐渐散佚。《宋史•艺文志》还著录其诗作一卷,到了清代编《全唐诗》竟未收其作品。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在“敦煌遗书”中才又重新发现了王梵志的诗,使得沧海遗珠,重见天日。这是古代写本得以流传至今的功劳。

  除了写本之外,唐代碑刻文献,也是流传至今的重要瑰宝。儒家经典,代表了西周贵族官学的旧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瑰宝,也在两千年间不断被诠释,以重塑意识形态中的价值意义。和世界很多文明不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且最为完整的儒家经典文本,是唐代的开成石经,距今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而欧洲的一些古代经典传播,历史却是中断了的,是依据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的成果,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又从阿拉伯语重新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古代为了保存最为重要的文献,有将文字刻成石经的传统。东汉、曹魏时代,都曾将儒家经典刻成石经。到了唐代,唐文宗开成二年,将儒家经典十二经(与后世十三经较,缺《孟子》一书)刻在114块石碑上,加以保存。该刻经工程,前后绵延七年,刻了儒家经典六十五万余字,刻成之后,立于唐西京长安国子监之内。历代以来,校勘经文,都参考开成石经,它是目前最为古老而完整的儒家经典文本。

  隋唐在国力和武功上,无疑是辉煌而有开拓精神的时代。在文化上,隋唐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无论是刻制石经,还是多次集结整理图书,都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而隋唐两代近乎奢侈的抄写整理图书的行动,更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精神文明成就的尊崇和呵护。由此我们说,汉魏时代是文明成果的培植期,唐宋时代是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代则是文明成果的散叶期。没有隋唐时代以国家之力的刻经、聚书、抄书,就没有后世的文化昌盛和经典的流传。(武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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