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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电影逐渐从边缘小众的创作走到更广大观众的中间。平权诉求、对父权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两性关系和性别文化的反省、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成长，构成了女性主义电影的最重要主题。女性主义电影源起于社会运动，肩负社会责任，以影像表达对女性权益和社会平等的关切，同时，它也以开放多元的电影形式，表达女性的世界观，探索女性自我的全面发展，在银幕上塑造独立的、有尊严的女性形象。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光明观影团”栏目约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秦喜清推荐四部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电影作品。因为疫情不能出门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在家“刷”电影吧！
新世纪十年，女性主义电影较以往更为活跃，在主流电影中更引人注目。在此推荐的四部影片，可以让我们一窥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风貌。英国电影《妇女参政论者》（2015）重返历史，展现了上世纪十年代英国女性为争取政治权利而付出的努力；加拿大电影《莫娣》（2016）以一位残疾女画家的创作经历，塑造了一位边缘女性的自我发现与成长；中国电影《找到你》（2018）探讨了职业女性面临的自我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困境；美国电影《小妇人》（2019）从女性主义的立场重新改编名著，更突出表达了女性对自我发展的渴望，同时对父权意识形态的负面约束进行了温和的批判。除此之外，女性主义电影也在进一步渗透商业类型电影的创作，使当今世界电影创作发生重要变化。
作者：刘婧
“浮生一切，早已被框成一幅画，就在那里。”影片《莫娣》结尾处的这句独白恰是对女主角莫娣一生最好的总结。一个被苦痛包围的女性，凭着坚韧的生命力和艺术才华，在命运的罅隙里向阳而生，缤纷灿烂得如其画作一般。
《莫娣》海报
“智者受难”：女性困境的呈现和关怀
“智者受难”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现实，也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永恒母题。智者的受难往往成为男性的荣耀，女性在该主题中常处于缺席或被遮蔽的状态。影片《莫娣》根据加拿大民间艺术家莫娣的真实故事改编，对女性的困境给予了呈现和关怀。
“被忽视”是莫娣命运的注脚。哥哥原本是莫娣的唯一依靠，却为了私利，不仅不给予莫娣照顾，反而一再欺骗她；即使是愿意关心莫娣的姨妈，也会在言语间流露出微妙的抱怨；而年轻时的爱情和孩子，都已经离她远去，只能在远处静静守望。幸而，她的一切都能在埃弗雷特那里得到被珍视。虽然一开始，埃弗雷特认为莫娣的重要性只能排在自家牲畜之后，但随着朝夕相处，世俗眼中“奇怪”的二人，选择了相互理解和关爱。
《莫娣》没有以一种高昂的姿态指导女性来一场“娜拉的出走”，旨在通过演绎莫娣多层次生命的绽放，来表现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莫娣的身体和情感都有缺憾，但她对于命运的态度和对艺术的追求却独具智慧。其“智者受难”的经历，无疑是对男权社会思想的辩驳。这种辩驳直观地表现在吸烟的细节中：最初，香烟是男性的标配，但随着社会发展，吸烟行为也开始发生在女性群体中，甚至有演变为城市青年女性的生活风尚的倾向。点燃的香烟，成为反抗男权社会的象征，也是莫娣用艺术探索人生的仪式前奏，正如莫娣笔下色彩斑斓的油画一样，共同成为启迪成长的重要印记。
《莫娣》剧照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观点：“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幸运的是，莫娣在历经人生磨难后，终于有了能够挥洒自己创作才华的空间。
通过影片得知，莫娣原来的家被哥哥卖了，莫娣只能带着自己心仪的画笔寄居到姨妈家中。虽然新环境舒适，但姨妈偶尔流露出的轻视，让莫娣不得不选择“出走”，当一个女佣。雇主埃弗雷特是一个暴躁粗鲁的渔夫，一旦莫娣打理家务的行动稍慢，便会遭到斥责。莫娣没有自己的床，只能在废木板上画画。对于莫娣而言，拥有自己的房间只是一种奢望。
随着二人理解加深，埃弗雷特不仅允许莫娣在房间随意画画，还为她收拾出一个靠窗的角落，让她能够在相对明亮的地方进行创作；当莫娣画画时，埃弗雷特则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在莫娣不愿售出自己未完成的木版画时，一向以赚钱为目的的埃弗雷特则迅速收起画作，尊重莫娣的意见。
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经历了众多女性主义先锋的争取。莫娣拥有的这间“房间”虽然简陋、逼仄、嘈杂，但里面承载了她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从10美分到6美元再到被美国副总统赏识和举办个人展，莫娣在这个“房间”创造的价值，既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又展现了女性成长的另一种可能。
《莫娣》剧照
主体意识的多层次表达
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大量研究好莱坞电影后曾指出：“在一个性别不平等支配下的世界，‘看’的快感在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之间产生分裂。”这样一种“被动”的女性一度成为电影创作的惯用技法，但《莫娣》有意打破刻板印象。
莫娣身体佝偻、体形干扁、行动滞缓，与丰腴饱满充满诱惑力的女性身体截然相反。导演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丰富了莫娣的整体形象，让蕴藏在其瘦小身躯里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多层次表达。
当莫娣面对埃弗雷特的情欲时，二者不是反抗与被反抗的关系，而是莫娣主动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故事并提出结婚的建议。对于人们的非议与埃弗雷特的犹豫，莫娣则大胆表白，最后拥有了爱情、陪伴和理解，活成了严苛姨妈眼中“家族里最幸福的人”。
因为在绘画上独具天分，莫娣成为了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她拥有着欣赏进而评价她人的权力，并没有因身体原因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也得到了同样拥有独立女性意识的桑德拉的积极回应。
虽然莫娣一生经历过太多不幸，但她始终保持对自我的高度认同。面对路上小孩子们投来的石头，她觉得只是“有人不能理解别人的与众不同”；当哥哥和姨妈都认为她照顾不好自己时，莫娣据理力争，坚信自己可以拥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面对埃弗雷特的粗鲁对待，她选择了协商和对话，用自己的所长和情感帮助并感化对方，而不是一味隐忍。
《莫娣》关注的是女性民间艺术家，导演艾斯林•沃尔什亦是一名女性。在影片中，对女性的表现不是有待觉醒和被拯救的，也不是对既有秩序的反叛，而是拥有坚韧的生命力、强大的主体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的女性形象，在这场受难智者的絮语中，让观众听到女性的多元声音，也拓展了当下电影创作中的女性叙事。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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