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居所意象的文化表达

——从《安家》谈起

　　作者：彭楚钦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现代、时尚、多元的城市生活之中，收视受众结构向城市倾斜，荧屏里的都市题材剧比重增加，房产题材电视剧（下简称“房产剧”）就是一种代表。不久前，房产剧《安家》的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该剧切合了当前大众的集体心理与社会关注的问题。

　　房产是一个与大众基本需求密切相关的话题，因此《安家》看似是聚焦房产中介的行业剧，实际是通过房子描绘当下人间烟火的人物群像。同时，房子也作为一种空间结构存在，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由社会生产的空间都辩证混合着“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哲学家福柯则将空间视作权力结构，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这些关于空间的不同阐述是从人类动机和社会存在来看待空间，空间不再是实体的、静态的、天然的，而是一个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角逐的“场域”。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审视电视剧中的居所意象，居所成为一种符码，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正如观众对《安家》中房似锦人物命运的关注一样，中国人对房子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是古代文人墨客的理想化表达，也是现代国人对城市家园的美好想象，“房子”的概念早已突破地理概念的束缚而深深根植于国人的文化记忆中。电视剧作为文化记忆的时代见证者，同样记录着居所的变迁：一是通过含有社交性质的房子表现地域和时代的变迁。通常情况下，剧中会安排不同地域和身份的角色同处一片空间内，以丰富的人物背景和单一的空间背景完成叙事的推进，如典型的以胡同、四合院为叙事地点的京派电视剧创作，《情满四合院》《生逢灿烂的日子》《芝麻胡同》等都是将其作为重要的空间符号开展民俗演变、邻里结构、生活方式的叙事模式，某种意义上，这类京味儿剧的不断出现为人们的陌生社交提供了补偿性的满足；二是通过90年代城市发展初期空间狭小的筒子楼、小平房展现家庭伦理，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二民、五民拼命逃离蚂蚁大的居所，大民用鲜血、暴力同石榴树争夺生存空间，隐喻社会转型时期的坚守和改变；三是通过都市居所的动态变化反映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都市人的生存心理，《公关小姐》张沛玉和男友体味过城市的新潮形象后，最终决定留在都市居住，这是对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向往城市、渴望走出“大山”的心理抒写。

　　严格讲，房产剧并不是一个类型概念，而是以房产视角表现现实的作品分类，其共同点是以房屋买卖为叙事核心，2007年的《奋斗》、2009年的《蜗居》，2011年的《裸婚时代》、2017年的《欢乐颂》等都归属此类，因此更准地说，房产剧是以题材要素命名的都市电视剧类别。

　　按叙事形式划分，房产剧大致可分为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两大类。前者以《安家》为代表，以房产中介的职业生涯为切入点，既展现中介行业的生存状态，又辐射当代社会现象，2016年日剧《卖房子的女人》，2017年网剧《3号地产商》，2019年《我的真朋友》都是此类的延续；后者以2009年的《蜗居》为代表，是将“买房”作为为主叙事线的房产剧，除了《蜗居》，同年还有《房子》《房奴》两部作品问世，2010年的《我是业主》，2012年的《买房夫妻》《缺宅男女》（港剧），2015年的《楼奴》（港剧）等，都属于此类。

　　从这些房产剧出现的时间节点看，恰好同当时的社会转变相吻合。电视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曾把电视比作中世纪社会中的“吟游诗人”，由影像话语组成的电视叙事参与着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有意无意地暗含着社会文化的心理表征。2008年，房价上扬，同年80后毕业生步入职场，次年房产剧开始大量涌现，《蜗居》中郭海平夫妇是都市中的工薪阶层代表，现实的焦虑和人生的彷徨在房价面前充满无奈和压抑，该剧站在价值观的灰色地带描摹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金钱的世俗社会，深深触痛观众的神经。2020年，相隔《蜗居》的播出已过去十余年，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村空心化，城市人口激增，但不变的是大众对房产依旧强烈的需求，这个需求不局限于购房上，还体现在租赁上，从粗放型消费行为到精细化消费观念，不同职业、地方、教育背景的人对房屋产生更垂直的偏好，与此同时，大量房产中介频繁活动在房产行业中，《安家》将镜头对准这一批人，试图通过上海的房地产中介行业辐射时代图景。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城市人口、规模、数量急速扩张，电视剧中都市情感、家庭秩序、社会伦理等悲欢离合的叙事大都将场景安排在一线城市，房产剧在回应时代问题的同时不免让故事背景显得狭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成为现代人离不开的城市居所，也是回不去的乡土，房产剧也成为城市空间挤压乡土文明的影像隐喻。（彭楚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