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晨钟，传递信仰之光

——评歌剧《晨钟》

　　作者：郑荣健

　　“播火者把光明撒遍大地，愿我的心化作晨钟……”对于那段建党的关于那个觉醒的年代，人们可能对理想主义有不同想象，播火者与晨钟就是其中两个典型的意象。歌剧《晨钟》（作曲许舒亚、编剧姚远、导演熊源伟）讲述了李大钊与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剧中播火者咏叹调的作用，既是主题的寓意、精神的象征，也是行动归集、情感生发的升华之处。

歌剧《晨钟》剧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众多建党题材尤其是涉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戏剧作品中，如何协调宏大叙事与细节构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挑战。歌剧《晨钟》由剧作家姚远的同题话剧改编而来，题材并不显眼，但故事却很独特：一方面，无论李大钊、陈独秀还是蔡元培，该剧重在展现他们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与常见的、比较具体集中的斗争大不一样，他们对自己、现实和敌人的认知，剧中表现了陈独秀、李大钊从觉醒到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个人魅力的光彩，写意呈现的现实环境，建立起充满诗意的、个性化的审美情感关系，承载起戏剧性的关键内容。

　　大幕拉开，序曲响起。恢弘的大合唱把辛亥革命后旧中国时局动荡、忧患重重的社会环境以沉郁又不失细腻的风格呈现了出来。一开始《国际歌》的音乐动机运用得隐而不察，如草蛇灰线，继而是笛管、提琴声部的旋律，描绘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众生活依然要衣食住行，有各自的喜怒悲欢；几个铜管与鼓声的节奏后，合唱叙述不同群体对时局的认识与情绪，灯光打亮，一群年轻舞者出场，用中国少年的形象寓意对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的希冀与期待，旋律变得温情动人。正是在这种对时局的忧患、对未来的期待当中，人们发出了“中国去向何方”的追问。在那个时代环境中，李大钊、陈独秀正经历着什么？他们是在何种处境中“相约建党”“敲响晨钟”的？在动荡时局与人物行动及其情感心理之间，音乐就像桁架拉起、桅樯风行，张弛有序地推动着故事，开始了茫茫探寻之旅。

　　歌剧《晨钟》饱含着人物对生活、对生命深深的热爱，这种内蕴于心的炽热情感贯穿始终，使全剧音乐洋溢着一种开阔、深挚而又细腻的浪漫风格——紧张的节奏在恢弘合唱里戏剧性地隐现，优美的旋律生机舒展而充满光泽，而细节音符荡起涟漪，进一步丰富着音乐织体与旋律肌理，赋予整个音乐一种浪漫唯美的格调。在极易变得空洞说教的此类创作中，这是非常可贵的。笔者以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戏剧冲突的象喻转化、对观念理想的情感转化，进而为音乐表达提供了连贯有序的逻辑情感和风格化的叙事动机。或许，我们会觉得它的戏剧构成似乎缺了点差异对比、行动往复的描摹刻画与碰撞火花，但它的层次与色彩依然绸缎般光滑，旋律优美动听，原因迨由于此。

　　歌剧《晨钟》共分为寻道、行道、殉道三幕，结构规整，故事连贯统一，而其戏剧张力及音乐色彩的构成，则由两个套层组成：一是用勾勒的笔法描述历史现实及人物处境。这是宏观叙事的部分，并不过多正面展现，而是通过吕次长、惺亚、张作霖和若干冲突性场面的转跳，最终落脚到表现李大钊的执着追寻，进行跌宕点染、酣畅抒情。二是设计了生活化、人性化的人物关系及场面，如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女儿李星华的家庭生活场景，李大钊与陈独秀、蔡元培的知识分子生活画面，以及充满象征色彩的宇剑与琴君这对年轻人的情感画面。这几组人物关系，构成了生活完整、人物立体的情感与形象细节，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声乐配置上的均衡感，起承转合的节奏感，让音乐形象边得更加鲜明。

　　尽管所写的时代黑暗压抑、危机四伏，但歌剧《晨钟》的基调始终洋溢着青春勃发的、理想昂扬的浪漫气质。全剧以“我们来把晨钟敲响”为主题，但在不同阶段的落脚点是不同的——开始讲述的是救助和引荐琴君进入北京大学，比较生活化，意象是花，抒发生命应如花怒放、充满期待拥抱未来的生活情感；接着李大钊送别陈独秀，屋外雪花飘飘，室内温暖融融，意象是雪；最后讲李大钊的探索与斗争，意象是火，讲述播火者的传说，诠释传播革命真理、为信仰不惜牺牲的理想信念。花、雪、火，三叠意象所组织起的人物关系，一方面形成了主题旋律叠浪生花、层层推进，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同人物关系的声乐配置，赋予全剧不同的音乐节奏、情绪和色彩。在此铺陈之下，当“青年，国家之魂灵”“共产主义，我心中的桃花源”等充满政治色彩的咏叹调出现时，也毫不生硬，反而给人一种“惟之雄飞，惟之跃进”的自由顾盼之感，展现出开阔酣畅、浓墨写意的浪漫抒情特质。

　　剧中宇剑与琴君这对年轻人，既是“中国少年”的象征，又是推动剧情的重要人物。宇剑是李大钊的学生，琴君是逃婚获救的进步女青年。第一幕琴君的遭遇引起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对黑暗时局的鞭挞、对未来前途的讨论，衔接五四运动的情节，从而有了“相约建党”的佳话；第二幕宇剑参加工人运动遇害，促使李大钊认清以吴佩孚为代表的旧军阀的面目，坚定了建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念。在这过程中，宇剑和琴君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就像有关少年中国的温柔期许，就像鲁迅“救救孩子”式的另一种呐喊，一层层叠加到李大钊身上，化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感——是的，为了警醒民众、唤来光明，为了少年中国，我愿意做那个播火者和敲响晨钟的人，从而进入全剧最萦绕不去的咏叹调——充满热情的、线条饱满的咏叹调。它前有伏笔的动机发展，至高潮处又从容讲述，由远及近，把李大钊坚持理想信念的热情执着与慷慨就义的淡定从容刻画得如厚德之载物，自亘古而延绵。这个咏叹调跟演讲时顾盼神飞的亮泽相比，从具体的、现实的铿锵转入一种历史格调当中，突出了一种绵厚之感，与画面切转为塑像是同调呼应的。

　　在整个听觉上，《晨钟》旋律舒展优美，主题表达流畅统一，但似乎对比和差异不太明显，削弱了人物个性塑造的效果，比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的三重唱。还有琴君的出场，则较为突兀，略显刻意。作为一部风格化很强的作品，歌剧《晨钟》所选择的路径，应该说整体是自洽的。浓墨写意，饱满酣畅，如晨钟响起，用那个时代的人文之美，传递出了开启崭新前路的信仰之光。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记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