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　德吉草：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藏族著名作家阿来以超然物外、气定神闲的笔触讲述的一段上世纪发生在嘉绒藏区土司家族的兴衰史。从小说文本改编成地方剧种——川剧，并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舞台表演呈现出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可见难度不小。我是第一次完整地观看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后的尘埃落定，感觉编剧在进行艺术再创作时，对原著的把握不但准确，而且干净利落，使故事的主线更加突出，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也可圈可点，充分展示了川剧高腔的艺术魅力和地方剧种以地域优势、民族文化优势打造艺术精品的自信。同时，这种艺术创作的形式，也为少数民族文学体裁如何通过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嫁接与互动、推向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受众，提供了一次具有借鉴意义与创新意义的艺术演示。

　　文学界在评论《尘埃落定》时，认为这是阿来以他行文空灵、含蓄沉稳的写作风格，写给土司制度的一首历史挽歌。“尘埃落定”，代表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文本中浸透着深厚的历史感和丰富的藏族民俗宗教文化，尤其是藏族地域文化特质明显。民族历史、部落历史、家族历史在这个远离藏族文化腹心地带的嘉绒区域是如何进行社会组织、政治控制和宗教博弈的，阿来以历史景象和民族心理景象呈现了边缘地带精彩纷呈的人文自然和民族间的互动交融。在充满了隐喻和多义的语义世界里，刻画了像“傻子少爷”“女奴卓玛”“麦其土司”“二太太”等鲜明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作者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民间智慧的欣赏之情。川剧《尘埃落定》在贴近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化繁趋简，故事主体更加趋向明朗化，像绘制一棵大树，凸显了树干，剪去了繁杂的枝叶。将故事浓缩在两小时以内的舞台空间，呈现出一个时代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编剧就必须通过故事、人物的取舍进行凝练。把个别原著中带有争议的人物淡化处理，比如像原著中的“书记官”这个人物形象，我个人认为文本创作时臆想的成分较多——书记官的背景是一位藏族佛教格鲁派的高僧，他在嘉绒地区传播他信奉的教派思想时被当地信仰本土宗教的一方割掉舌头；随后，他仍然留在土司家，做了一名书记官。从格鲁派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人物形象与这个宗派在扩大其影响时的所向披靡相悖；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也许承载了作者对宗教文化中作为精英阶层的僧侣代表所持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川剧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我认为处理得比较讨巧，既避免出现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上因不专业造成的歧义，又避开这一形象本身的复杂性。

　　《尘埃落定》的改编成功与否，主要在于傻子这一形象。阿来曾说过，傻子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是一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混血儿。傻子也代表了处在文化边缘地带的“边缘人”。在三大藏区的文化体系中，以西藏拉萨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腹心地带叫“卫藏”，历史上拉萨是藏人朝圣的目的地。但嘉绒地区相对来说，是藏文化的边缘地带。阿来说：“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土司们注定要和东方的皇帝发生一连串的关系。”所以，这里是这部作品产生的“感官素材”之地。边缘地带的多文化碰撞、多民族融合，才使得像傻子的母亲“二太太”“傻子”等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可以立足的环境。傻子看似傻、但实则大智若愚，在阿来的文本中他要在接近民间的地方接近灵魂——阿来用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以傻子为代表的民间智慧的高妙，表现了边缘文化的精彩与复杂。

　　所以在文本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傻子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阿来在一个有确指的故乡发掘一段历史的片段、记述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在他和傻子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皈依处，进行寻根与文化反思。同时，也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文学创作世界里，展示人类普遍呈现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较量。这也是我们在塑造傻子形象时对丰富度和饱满度上进行的一个有机补充，同时也呼应了“尘埃落定”的历史感。这样来看傻子为什么不傻的指向会更加明确。

　　另外，还有几处细节可略作修改，仅供参考：

　　一、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剧中为“古老的康巴高原”。这一说法有误：“康”在藏语里是边疆的意思，“巴”是人称代词，故事所讲述的土司制度发生地在“嘉绒藏区”。这一地区是历史上土司制度的核心区域。

　　二、剧本中傻子有这样一句话：“喇嘛说，人死了灵魂可以升天。”而藏传佛教认为：此生此世，人的行为取决于思想意识的善恶，其果报所造的“业”决定是否“升天“。对藏族来说，因果报应取决于个人所造的“业”。所以，剧本中的类似这样的语言可以再作斟酌、再精确一些。

　　三、剧中呈现的藏地宗教文化，对个别符号化的宗教元素需要更加准确的表达。比如，卓玛在收割罂粟的时候还拿着转经筒，尤其是那些匍匐叩拜的动作，感觉植入性太强——为了表现藏地的宗教文化性而设计了这样一系列动作。但在劳动场景中是否真有必要？可不可以用嘉绒地区的人们在劳动时的一些歌舞来代替？藏地是歌舞的海洋，能歌善舞是藏人的共性，无论是劳动或生活都有歌舞的陪伴。比如在拉萨，人们劳作时会唱阿嘎歌，跟着节奏边跳边唱，一方面可以消除劳累，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旋律让步点均匀，使地面更夯实一点。另外，转经筒也不能转得太快，因为转经筒里面是装了“藏”的，相当于装了经文，顺时针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文，所以转的时候不能太快，但剧中我们所有拿着转经筒的演员都转得飞快。这些虽然都是细节，但我们如果贴近生活，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舞台上如实地呈现。

　　四、关于藏族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的表现，需要我们在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升华。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麦其土司的大少爷打了胜仗后凯旋而归，儿子给他献了一条哈达，土司把哈达交给了管家。藏人献哈达时，平辈之间可互献，长辈给小辈哈达时，一般作为祝福回赠。儿子打了胜仗、老土司表扬儿子，就可以再把哈达回赠给儿子，这在情理之中。剧中还有一个情节：特派员拿来一箱银子，土司的两个太太和其他几个人欣喜若狂，坐在箱子上还站在上面跳舞。这种举动在藏族民俗文化里，非常少见。因为等对藏族人来说，金银财宝、书籍文字是被尊奉为珍贵和神圣的东西，不能随意坐，更不能用脚踩在上面。所以建议此处的舞蹈可以在地上跳。此外，戏中的管家在接受土司老爷的命令时用藏语“哦呀”回应。“哦呀”在藏语里是平辈之间的用语，建议用“拉索”——“拉索”在藏语中是敬语，更符合管家的身份。

　　最后，《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的母亲“二太太”的舞台形象，在语言和动作的设计上一定要注意她比较复杂的身世，她穿着的嘉绒藏族服饰虽然很美，也非常符合她的身份，但二太太在剧中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比较张扬。大家知道，阿来笔下的傻子少爷为什么装傻，觉得自己比哥哥矮人一头，这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但从剧中的人物形象的表演来看，二太太在戏份中的参与度较高，连说话的语气都高了一些。建议可以把这一人物的身份再明确一些，或降低参与度，或在语气上弱化处理一下。

　　总之，四川川剧艺术院能把这么一部表现川西北嘉绒藏族宏大历史文化的茅盾文学奖名著改编成川剧艺术精品，不仅向观众传达了另一种更具形象感的艺术品种，而且使观众在多元的可供观视的地方艺术景致中，再次体验到藏族文化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一次艺术创新。希望以编剧徐棻老师为代表的《尘埃落定》主创人员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体裁的川剧艺术，祝愿我们的艺术家生命之树常青。扎西德勒。

　　（光明网记者贺梓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