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杜学文

　　鲁迅的作品，不是使人幻灭、令人绝望的，而是旨在激励人在反思中行动，在批判中前行。受此启发，文学作品应当主动关注社会人生，追求思想内涵和悲悯情怀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

　　不久前，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表明，当今大学生对鲁迅依然怀有高度的敬意，鲁迅是他们心目中最认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每到节假日，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常常是游人如织。8月20日，浙江在线报道，景区各个入园口都被蜿蜒数百米的人流包围。时移世易，鲁迅精神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鲁迅的文学作品究竟魅力何在？

　　最近又读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感触颇深。笔者拟以此为例进行一番讨论。《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同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从《故乡》的描述来看，革命固然发生了，可人民的生活依旧艰难：物质上因兵匪官绅的盘剥，而长期陷于窘迫；精神上饱受束缚，扭曲了纯真人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可谓典型的以小见大，蕴含着大品格、大情怀。这样的拷问，使作品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现实意义，以及从表面生活进入时代本质的可能。

　　我们注意到，《故乡》对封建礼教、黑暗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并非说教式的、声嘶力竭的，而是生动的、冷静的。作者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从家庭琐事切入，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例如杨二嫂，虽然出场不多，但是外形特别、个性鲜明，让人印象深刻。几十年间，她从一位每天擦着白粉的、爱美的“豆腐西施”，被不幸的生活消磨成一个“凸颧骨，薄嘴唇”、形似圆规、语言刻薄、矫揉造作、爱贪小便宜的势利之人。这种转变让人喟叹。杨二嫂是可笑、可恨的，然而更是可怜的。

　　再如闰土，在“多子，饥荒，苛税”等的挤压下，从一个勇敢刺猹、能装弶捉小鸟雀、心里有无穷无尽稀奇事的可爱少年，变成了一个脸色灰黄、双手开裂、迟钝拘谨的“木偶人”。童年的玩伴，在久别重逢后，“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层障壁，既是因为二人身份的变化，更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阻隔。尽管于“我”而言，很希望他能像当年一样视“我”为“迅哥儿”，可他却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接连几声“老爷”的称呼，以及异常凄苦的境遇，让“我”对闰土的命运深深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搬家清理旧物时多送他几样东西。“我”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及至交了老屋、乘船远行时，觉得“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此句看似轻描淡写，却富于打动人心的力量。记忆中可爱、乐观、朴实、善良的乡邻，一个个因生活所迫而变成了陌生的样子。身后正在远去的，还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吗？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改造国民性？在他看来，“以富有为文明”只是实现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根本。根本的问题是人。一个国家，只有人民觉醒、进步，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但放眼望去，周围多是诸如杨二嫂、闰土之类的人，他们显然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因此，鲁迅既感慨国人精神之不张，又痛惜个人情感之幻灭。

　　但感慨归感慨、痛惜归痛惜，鲁迅毕竟是鲁迅。他既对社会现状充满了反思与批判，又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与憧憬。“我”与闰土一代人，以及宏儿与水生另一代人的设计，颇具深意。尽管“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他期待，将来人们可以过上一种没有辛苦展转、不再麻木恣睢的新生活。“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作品，不是使人幻灭、令人绝望的，而是旨在激励人在反思中行动，在批判中前行。

　　受此启发，文学作品应当主动关注社会人生，追求思想内涵和悲悯情怀。同时，这种内涵和情怀，要有恰当的艺术表达，而非概念式的说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的，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杜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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