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刘玉琴：

　　舞台艺术作品较之于影视作品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不断修改打磨，精益求精，至臻至美。好戏都是改出来的，“七搞八搞，没完没了”。这部戏从产生到现在，一直都在修改提高。

　　现在，一方面，中央和政府大力倡导优秀作品和精品的生产创作，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文艺作品。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正是向着这一 目标努力。

　　另外,国家艺术基金的孵化器、发动机作用，加上社会各界的有机支持，成为优秀作品不断提高、走向“高峰”的有力推手，促进了文艺创作的良好发展生态。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和运转这几年功不可没，新事物、新机制、新使命，许多优秀作品都凝聚着国家的意志、创意和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将打造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精神、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气象。习总书记一再强调文艺创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融入文艺创作的全过程。”创新首先是价值观的选择和接受，其次是技艺的锤炼和对内容的不断拓展，这是创造和创新最基本的要素。于此而言，川剧《尘埃落定》，体现了强烈的创造和创新精神。

　　阿来的原著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意韵丰富，隐喻性和象征意味较强，也比较荒诞。但川剧主创人员通过对内容的提炼和改编，用超越性的思考和呈现将其搬演于舞台，把较抽象的文学文本改编成较具象的舞台形象，而且好听好看有味道，这是文学作品转换为戏剧作品、文学形象转换为戏剧形象的成功尝试，提供了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作品的视角、经验。

　　这部作品已经演了140多场，为什么能一演再演、大家爱看？一是，不断的修改打磨，让剧目保持精品性质，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二是，作品有着深厚的人文和哲学意味，表达了深刻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向上的、生长的、前进的力量。每个人在历史进程中都是一粒尘埃，都将归于尘土，人在时代发展潮流中的主动与被动，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与向往——涉及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旨归，剧目呈现的深刻性引人思考。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整体舞台风貌新颖大气，人物、故事可感、可听。将傻子作为主角，在戏剧舞台上是一种大胆突破，一种创新性思考和呈现，有吸引力，有观赏性。

　　这部作品在情绪和人物、内在逻辑和气息上还可以更加流畅和饱满。尤其是傻子的形象，到底傻还是不傻？王超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比之前进步很多。傻子表面的傻和本质的不傻，这一矛盾对立和统一，傻子的扮演者王超已经能够清晰地理解和把握。但如何把握得更准确到位，傻子的清醒和非清醒、傻与不傻之间如何过渡，可能还需要再琢磨。前半部分，傻子表面的傻和骨子里的清醒，亦即本质上的善良纯真，观众都可以感受的到。看家那场戏中彻底的清醒也没有问题。但戏剧性的表象和人物的本质之间，二者表和里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以及人物形象、性格的完整性如何从头至尾地延续贯穿，值得再琢磨。要让观众看出，傻子的傻实际上是一种不谙世事的纯真本性，是一种善良和真诚。

　　另外，傻子一开始出场时，可不可以在灯光、音乐或其他方面做一些强调、设计，让主角亮相得更醒目一些。

　　对于二太太，即傻子母亲这一角色，定性有些模糊。她从受宠到失宠在剧中有一些交代。但她是善良的？受屈辱的？非本份的？还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好像勾勒得不太清晰。尤其是特派员送银子那场戏，二太太、三太太和大少爷有一段欢欣鼓舞的唱和舞，这里看不见角色的区别，都是同样的欣喜若狂。其实，几个人物之间的态度情感应该是有分别的、有个性的，但在这里都失去了。而且“红汉人”来时，二太太匆忙逃走，完全不顾及儿子安危，作为母亲，让人不可思议。演员的角色和自我定位意识，需要强化。

　　再次，麦其土司召集家人议事时，傻子和女仆卓玛前来。有时是卓玛跟在傻子后面，有时是卓玛领着傻子前去，我觉得卓玛应该是一直跟在傻子身后的，因为卓玛身份是奴隶，是纯依附的关系，这样更符合人物特点。后来，大少爷要污辱卓玛，她对大少爷说“我是你弟弟的女人”，而且面对酷刑毫无畏惧，这些言行和动作要考虑是否符合世袭奴隶的身份背景。在准确把握人物的角色定位及角色关系时，要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特点。

　　最后傻子的死，处理得有些简单，戏的结尾不够饱满，没有达到情绪上、情节上的高潮。傻子是主要人物，如何突出他最后的形象，突出历史潮流发展到一定节点的必然性，深刻地点题，也需要好好再挖掘。傻子对红汉人的接受过程，也有些简单，仅仅凭借卓玛的一句话，并不是不可以，但还应该有一些他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看起来很傻实际又很清醒的判断，正如开头他早说过的，“我看见官寨塌了”，会更好。

　　（光明网记者贺梓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