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　德吉草：

　　感谢国家艺术基金这次召开川剧《尘埃落定》的二改研讨会，本着求真、求实的艺术态度，再次征求各位专家、学者对《尘埃落定》川剧版的修改意见，作为两次参会者，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就《尘埃落定》的文本而言，我个人作为早期的读者到后期的批评者，可以说已经看过多次；但作为一名观众，在剧场观看川剧《尘埃落定》，还是第一次。尤其是现场还有很多年轻观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川剧艺术与时俱进的魅力所在。

　　首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川剧《尘埃落定》给人带来很新鲜的感觉，演员的艺术表现力很好。其次，徐棻老师的改编非常成功，更加突出了原著的精髓和主题。个别情节设计凸显了在其他同类艺术创作中被遮蔽的主旨，删减了一些具有争议的话题，重心重新转移到对傻子的形象塑造上来。作为文本中一个大智若愚的代表人物，傻子少爷的形象，我个人认为是阿来对个人身份和边缘文化的另一种展示，隐含着边缘文化在远离中心文化地域时所表现出的矛盾、焦虑以及对自我身份意识的不断确认。这个故事发生的区域在嘉绒藏区，在文化区域上来说，这里属于藏文化的边缘地带。

　　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带在卫藏。西藏康区和朵麦地区都称之为“朵康”。“康”在藏语里是“边疆”“边陲”的意思，藏族文化对传统三大区域的划分非常准确，分别用“法”“人”和“马”三个词来概括三大区域文化的特点。“卫藏”即“法区”，指代这片区域文化佛法昌盛，凸显了中心腹地、佛教圣地众多的文化特质。“康区”凸显的是人，康区的地形地貌沟壑纵横，山峦叠翠，民族之间交流频繁，形成了这片区域文化多交流、多融汇的特点；这里的人们多崇尚武士，崇尚英雄主义精神。“安多”地区即“马区”，因为这里地域辽阔，草场广袤，游牧文化较为突出。“朵康”一带也是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地带。

　　小说《尘埃落定》故事发生的原生地属“朵康”一带的嘉绒地区，所以故事里才会有“土司”“白汉人”和“红汉人”，才有了围绕着土司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尘埃落定”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川剧《尘埃落定》对这一点的把握非常准确，可以说这次改编比第一次更好。尤其是对傻子少爷悲悯之心的发掘，既是对藏族文化的进一步贴近，也是对人性共通的价值取向的彰显。所以，台下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它。

　　《尘埃落定》的文本很丰富，改编需要花费很大的心血和勇气，也需要对藏族文化有一定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在讲述故事原发地时，建议把“康巴高原”改为“嘉绒藏区”，以尊重历史现实。

　　无论是改编成川剧还是其他艺术样式，主要突出的应该是以下三点：第一，民族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中带有人类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越多，就一定具有世界性。所以我们在突出民族性时，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给艺术创作一定的自由空间。第二，区域性。这个故事发生的区域就在嘉绒藏区，“嘉绒”的字面意思是指大渡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农区，所以文本中才会有“种罂粟”“炒小麦”等场景描写。我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定要注意表现文本中的区域文化特点。第三，时代性。尘埃到底落不落定？有些人说尘埃要落地，有些人说尘埃不一定落地。无论怎样，这是一个反映土司制度终结和新的历史即将到来的时刻，预示着生命的更替与新生。

　　傻子在临死的时候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回到这个美丽的地方。”阿来在文本里给了我们许多“意在言外”的东西，我们的艺术家需要通过艺术形式，不断发掘和表现文化真正的内在和灵魂。也就是说，回到文本本身，我们也许真正能够找到“意在言外”的历史文化原型，以帮助我们塑造形象更加饱满、寓意更加深刻的“傻子少爷”“卓玛”和诸多人物。

　　（光明网记者贺梓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