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过春天》的主人公是刚满16岁的少女佩佩，她在阴差阳错中成为一名走私手机的“水客”。当青春与犯罪交织在一起，影片的情节顿时变得陆离而斑驳，飘浮着飞扬与动荡的气息。同时，鲜亮的青春底色与灰暗的现实氛围，处于氤氲又相互碰撞的状态中，这使影片的情感基调显得青涩又生猛。

　　影片以温和冷静的视角深入佩佩的人生，镜头跟随她往返于香港与深圳。期间，不动声色地展现佩佩穿梭于三教九流的好奇与震惊，以及佩佩的父母生活之堕落或窘迫、Jo生活的奢华与空洞、阿豪人生的洒脱与逼仄。从而，以佩佩的亲情、友情、爱情为基点，将影片的视野辐射到更广阔的城市面貌和人生百态，将特定的青春成长镶嵌在更有时代气息的背景中，并留下了诸多可以开掘的话题。

　　一、日本旅行的心理动机与人生意义

　　佩佩看起来柔弱文静，但又镇定倔强。作为一个每天从深圳到香港读书的中学生，佩佩的奔波与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加上身份的尴尬，她的自卑与孤独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可以理解，她为何异常珍惜Jo这个朋友。加上Jo身上有着豪爽、仗义、热情、直率的一面，这对于佩佩来说也极具精神感召力。但是，佩佩忘了，她们之间在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方面有着巨大的落差。一个对于Jo来说很平常的圣诞旅游，却可能要耗尽佩佩的心力。

　　对于编剧来说，如何以扎实的逻辑将人物一步步引向早已铺设好的轨道，是一项基本功。佩佩之所以将去日本旅游当作一件人生大事来对待，除了少女特有的心理之外，也与她的身份、处境息息相关。作为一名空有香港身份，却在香港没有立锥之地的“飞客”，佩佩需要得到香港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现实中可以置换为Jo的接纳。当佩佩将日本旅行当作她发展与Jo的友情、抚慰单调青春、超越不如意现实的一种心理手段时，这次旅行就有了重大的情感意义和人生意义。

　　为了完成这次日本之行，佩佩积极筹备资金但收效甚微：以过生日为名向同学推销手机套并贴手机膜，也不过赚了150元；到餐厅劳累5个小时之后也不过得到160多元，还要面临无法回家的窘境；从父亲那里拿到一点钱之后，也在目睹父亲的捉襟见肘之后于心不忍……佩佩在现实处境与人生愿望之间面临着巨大的沟壑，这成为影片情节得以展开的重要契机。

　　在许多影片中，人物都要直面这种“求不得”的缺憾，只不过，不同故事中人物的现实处境是迥异的。有人身陷家仇国恨，如《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有人只求维持基本生存，如《偷自行车的人》中的主人公。同样，不同故事中人物的人生愿望也形态各异，有的可能仅是为了一份可以果腹的工作，有的则是为了自我实现、人生完满。而评价这些故事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现实窘迫的强弱程度或人生理想的境界高下，而是人物动机的现实意义以及隐喻意义，人物在追求动机过程中的人性挖掘与情感共鸣。《过春天》中，佩佩的日本旅行包裹了青春心理、成长焦灼，以及身份认同、上一代人的人生状态等内容，不仅具有情节功能，更具有主题意义。

　　如果说，此前许多国产青春片都有怀旧和祭奠的意味，以成年人的视角，用不无感伤和甜蜜的情感立场回望青春岁月，那么《过春天》则强调一种当下的注视和对生活的切肤体验，并通过一个独特群体的精神突围来完成现实关怀。而且，影片在对于友情、爱情、亲情的处理中，撕下了那层温情的面纱，但又不以激烈的方式上演撕心裂肺的情感戏码，而是以一种流转于温暖与粗砺的质感，来展示人物的青春成长。尤其是佩佩与阿豪在身上互绑手机时，红色的灯光遮蔽了窗外的阴郁，逼仄的房间放大了两人身体的吸引力。胶带的撕裂声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掩盖了他们内心的悸动。这是最暧昧但又充满致命吸引力的青春爱情描写，将物欲与情欲的涌动混合在一起，将功利的金钱目的与赢得人生尊严的意志缠绕在一起，有一种危险又充满诱惑的灼热感。

　　二、走私手机的情节意义和社会心理

　　影片中有几个定格镜头，分别是佩佩在海关被走私团伙塞给几个手机时的震惊，以及她第一次走私时顺利过关后的庆幸与释然，她看到走私团伙里一个流血男人时的惊恐。应该说，饰演佩佩的演员在这个过程中的表演是极为细腻的。尤其是第一次走私时的心神不宁，眼神游离中的紧张与恐惧，还有过关后的松弛和兴奋，演员处理得既有层次，又自然而不做作。至于佩佩轻车熟路之后的从容，以及带着另外两个团伙装作学生过关时的得意，这既是她心理强大之后的“成长”，也是她身处违法漩涡中逐渐适应，甚至拥有成就感之后的麻木。

　　但是，我们更想关注走私手机这一事件本身。佩佩摔坏了一个手机屏，去深圳的市场里维修时，她被许多“黄牛”围住，众人竞相出价想买下她的最新款手机。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消费者对于最新款iPhone手机的迷恋是意味深长的，可能消费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使用最新款iPhone手机有利于在他人面前完成自我的某种标榜：新潮、时尚、富有、精致、国际化，等等。现实中，当向他人凸显独特性与优越感时，许多人需要一个最新潮的日用品来彰显自己。当我们发现自己可能与精英阶层隔着万水千山时，一部手机可以达成一种虚幻满足。就这样，最新款iPhone手机成了许多人的精神图腾，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某种虚荣与迷失。

　　往上溯洄，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类似的迷思。佩佩的母亲年轻时，社会的迷思是傍上香港人以及为孩子争取一个香港身份；Jo的姑妈那个年代，社会的迷思是到国外打工；Jo的父母所处阶层的迷思，可能是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留学。而在佩佩的群体里，去日本泡温泉、赏雪、赏樱花，可能又是另一种迷思。从道德层面，我们似乎很难指责佩佩，她不过是一个身陷在社会迷思中，又失去自我掌控能力的少女。观众可以清醒地看到佩佩的迷失，但仔细一想，自己是否也同样身处某种迷思中而不自知，甚至甘之如饴？

　　三、失势的男人和城市

　　Jo的姑妈家里养了鲨鱼，据说可以改命。阿豪对此不以为然，他只相信自己。再联系阿豪身上的鲨鱼纹身，以及佩佩将一条鲨鱼放生的细节，鲨鱼在影片中似乎成了一个重要意象。这个意象和人物处境有着直观的关联性，他们需要一次涅槃般的重生来完成人生突围。

　　阿豪站在山上俯瞰香港的夜景时，不由振臂高呼：“I’m the king of Hong Kong！”这一幕，与《英雄本色》（1986）中小马哥在山上疗伤时对着香港璀璨夜景所说的那番话，有种奇妙的呼应关系。小马哥说，“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不要为了证明我比别人厉害，而是我不见的东西一定要亲手拿回来。”《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是个相信个人奋斗的“末路英雄”；《过春天》中的阿豪，同样也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世事沧桑，1986年那个光彩夺目的东方之珠，到了《过春天》里变得黯淡而昏暗，将阿豪的豪情壮志衬托得苍白可笑，他甚至错将飞机当作流星来许愿。除此，还有佩佩的父亲在工地上的艰辛劳作，以及为了按揭房子的力不从心。从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一座城市褪下光环之后的素朴甚至寒酸。

　　作为香港的年轻一代，阿豪看上去潇洒而时尚，在游艇上纵情欢乐，驾着借来的跑车驰骋风云，或者在走私团伙里怡然自得，但他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大排档的厨师。当阿豪试图保护佩佩时，佩佩轻蔑的一句“你不过是一个开大排档的”，直接将阿豪的自尊心碾为齑粉。在影片中，佩佩的父亲和阿豪都像是失势的男人，他们无力保护女性，甚至无法拯救自己。他们落魄的身影，映衬在一座城市的巨大落寞之中。这时，口岸对面的深圳，反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花姐团伙需要走私手机到深圳才能获得巨额财富。

　　当阿豪与佩佩将实现人生突围的希望寄托于一次“豪华走私”时，影片的情节和情绪都走向了紧绷的高潮。但是，在渲染了佩佩过关时的紧张与危险，以及佩佩在大雨滂沱中仓皇奔走的窘迫之后，两人却落入花姐的圈套之中。此时，两人的命运面临不可预知的走向。遗憾的是，影片用“天降神兵”的方式让警察破门而入，将情节线硬生生地截断，将几条支线也粗暴地砍除，甚至用字幕的方式交代随着高科技手段的介入，打击走私已经成效显著。也许，我们可以用审查的原因来理解影片的生存策略，但这种“泄气”的处理方式，无疑破坏了前面情节累积的情绪和悬念，尤其是削弱了阿豪与佩佩这次青春豪赌的悲壮与苍凉意味。

　　如果把《过春天》视为一部青春片，那么它对青春成长、青春迷茫、青春阵痛的书写显得迂回和朦胧。相反，影片不时想突破青春片的框架，将探询的触须伸向城市的幽暗处，以及人心的幽深处，进而试图将人心的迷失与社会整体性的躁动联系起来。影片以一个少女为折射点，完成了对于“跨境学童”身份认同焦虑、成长困惑的描摹，完成了对于独特的时代语境、社会人心的表达。但也许是才华不及，也许是其他原因，影片在对青春成长和城市内涵的捕捉上都浅尝辄止。而且，淡化了背景信息，造成了人物形象的过度扁平。同时，影片未能在某一个话题上完成视点的聚焦和力量的凝聚，未能在一种饱满的情绪张力中完成更具冲击力和深度的主题表达。（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