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城

　　梁启超开创的文学理念被新文化干将们继承，它与后来的延安文艺观、社会主义文学理念一同，构筑起中国上半世纪的大众文学风光。可以说，梁启超是大众文学先声的发出者。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吸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又身处清末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文学思想有很强的实用色彩。他主张文学要结合新思想并对社会有所启示，这一点使他对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深有戚戚。

梁启超

　　梁启超反对“为文学而文学”，他不欣赏“以文人自命而作传世之文”，而是主张“觉天下为几任”，创作“觉世之文”。梁启超认为要在文章中输入“欧西”文学思想，并以平易畅达的“俗语文体”代替“古奥渊雅”的“旧文体”。正如他自己曾言：“著译之作，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离不开他对欧洲文学的学习。梁启超发现，在中国被长久轻视的小说体裁，却是欧洲的文学大类——欧洲文学家们常常通过小说针砭政治。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道：“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小说之外，梁启超对诗歌也很重视。在《夏威夷游记》中，他说：“欲为诗界之歌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为其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主也。”所谓新意境、新诗句，是指要与时俱进、描写的事物和现象不必拘泥于古，放在诗歌的创作上，就是将句法进行合理变通。

　　在这里，梁启超倡议学习西方文学：“吾论诗要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未输入中国，况与诗界乎，此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乎？”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有前途的诗歌是把“欧洲意境语句”与“古人之风格”巧妙融合的新诗。而要创造出有“欧洲意境语句”的新诗,首先应在学界里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他很推崇黄遵宪的诗歌，认为黄遵宪诗歌因为情感的真实而鼓舞读者，并盛赞道：“（黄遵宪的诗歌）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是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另一支撑。如付荣所说：“梁启超（具有）反拨传统贵族化的文学观念，在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上对大众化极力宣传。”梁启超有深沉的救国热情，他希望以文救国——通过文学改良来开启民智。梁启超开创的文学理念被新文化干将们继承，它与后来的延安文艺观、社会主义文学理念一同，构筑起中国上半世纪的大众文学风光。可以说，梁启超是大众文学先声的发出者。

　　梁启超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制社会的晚年，知识界的主流文体仍是文言文，师宗古文的桐城学派烜赫一时，而小说则被视为粗野文字，不上台面。士大夫们行文，预期的阅读群体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同行官僚，他们的文字对一般民众并不友善。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敢于提倡大众文学，敢于为小说伸张，自有他的勇气。

　　在《自由书·答客难》中，梁启超坦言：“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国家主义即“人们认为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比忠诚于国际准则和个人利益更为重要。”梁启超在前半生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者，他曾在《自由书·答客难》《新出现之两杂志》《大中华·发刊词》等多篇文章重申自己的国家主义思想。要想动员国家意志，就必须要影响权贵和知识分子以外的其它民众。

　　梁启超提倡大众文学观，先后在不同文章批评了传统文学文的艰涩与矫揉造作，鼓励用更通俗的方式提笔行文。同时，他在文章大量使用“中国文学”“中华文学”的术语，建立了一套文学层面上的国家主义。梁启超的这些做法影响了不少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作品流露出浓重的现实关切和对国家的认同感。

　　郭沫若曾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梁启超是一个适应时局发展的人，他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时而变、顺势而为。梁启超主张文学通俗化、社会化，强调文学的真实力量，批判造作文风。

　　他对小说的重视，也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们对“人”的重视竟出奇地一致。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理论主将周作人曾发表的文章《人的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品，而周氏兄弟及胡适等新文化先驱都强调“文学要回归人”，只有这样才能发扬人文主义的光辉，体察人事、挖掘人性、提炼生命的价值。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意识到此点，他的文学思想也处处渗透着对人的关怀。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梁启超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白话文文学和小说的发展。（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