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毒2：天地对决》：成也双雄，败也双雄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 郝瀚

　　最近热映的港片《扫毒2：天地对决》（以下简称《扫毒2》）显示出不俗票房势头，为长期以来票房疲软的港片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作为《扫毒》系列的第二部，本片由香港著名“cult片”大师邱礼涛操刀。作为一名兼顾作者风格与类型制作的导演，邱礼涛处理《扫毒2》时选择了复古意味浓厚的香港警匪片结构，却囿于这一结构的种种俗套。

《扫毒2：天地对决》海报

　　较之于第一部《扫毒》，本片所追求的“宏大格局”最直观地呈现在“天地对决”的片名中，但在世界观设定、动作场面，以及主题表达方面，没有过多表现。“天地”仅仅成为影片中刘德华饰演的主人公“余顺天”与古天乐饰演的主人公“地藏”名字的缩略代码，沦为一场浮夸的“港式”文字游戏。影片紧紧围绕刘德华与古天乐建立起戏剧冲突与叙事结构，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不难看出，这种叙事模式是对黄金时代的香港警匪片的致敬与回归。

　　作为经典“双雄戏”结构的开创者，吴宇森在1989年的《喋血双雄》中将港式警匪片的“双雄结构”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片中周润发饰演的杀手小庄与李修贤饰演的警探李鹰亦敌亦友，斗智斗勇。双雄戏突出“双男主”的人物设置，表现浓厚的男性气质，表达忠肝义胆、兄弟情义甚至大义灭亲等中国传统话题。而在这类警匪片中无法避免的生成某种“厌女症候”，即女性角色往往是成为某种“花瓶”式的功能性角色，成为男性的从属性别，甚至缺席于故事的主线叙事。这种性别设置是双雄模式的“惯例”，更是一种俗套。《扫毒2》中也不例外，余顺天的妻子邹文凤被设定成丈夫扫毒的阻力，余顺天碍于家庭无法下定决心以非法手段扫毒。而妻子与其离婚之后，余顺天决定孤身追杀地藏，以暴制暴。这里，女性角色之于反派地藏，连基本的姓名与身份都没有，只是可以用钱雇佣的应召女郎，地藏对她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拳脚相加……

《扫毒2：天地对决》剧照

　　除此之外，《扫毒2》演绎了香港警匪片中喜闻乐见的题材——禁毒。在此之前，香港导演尔冬升的《门徒》、杜琪峰北上合拍的《毒战》都是禁毒题材警匪片的佳作，这些影片用大量写实镜头展示吸毒者吸食毒品并饱受折磨的痛楚之态，吸毒后家破人亡的处境，以及毒贩子的惨无人性与禁毒刑警的高危状态。这些写实的镜头对禁毒起到很好的警示与宣传作用，也达到了这类电影的目的——宣传毒品之危害，歌颂禁毒刑警的伟大。

　　但基于《扫毒2》的“双雄式”叙事结构，影片主要戏剧冲突转移到余顺天同地藏的个人矛盾上，削弱了批判力度。更为致命的是，在基本剧作层面，余顺天禁毒与地藏贩毒的动机似乎很难站住脚。余顺天本是黑帮人士，因父亲吸毒造成家破人亡的童年创伤而自觉走上义务禁毒之路，他的身份实现了从黑帮人士、亿万富翁到禁毒先锋的“三连跳”，导演似乎想要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却故意忽略一些基本逻辑，表明余顺天家破人亡并非地藏所至。

　　而反派地藏的贩毒动机则显得更为可笑。地藏与余顺天同为帮派人士，曾以兄弟相称。一次误会，地藏被认为贩毒触碰帮规，被黑帮大佬指示余顺天切掉手指，地藏由此走上报复性的贩毒生涯。且不说地藏的动机是否幼稚，他对于余顺天的仇恨似乎子虚乌有：余顺天只是人物执行者，两者的矛盾难以立住。显然，这些有悖常理的剧情设置是为构建所谓的双雄对决服务的，刻意将更多的关系与冲突生硬地推给双雄，同时，两者的矛盾也象征性地服务于影片要表达的主题：禁毒不分国界，且超越一切个人恩怨。但影片的矛盾却建立在个人恩怨之上，主题与故事的违逆造成了挥之不去的割裂感。

《扫毒2：天地对决》剧照

　　另外，“双雄式”警匪片会设置大量双雄对峙的场面，表现一种个人英雄形象，本片亦不能免俗。在最后的动作场面中，邱礼涛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终极对决置于港人熟悉又陌生的“港铁”地铁站中，上演了余顺天与地藏在地铁站“追车”“枪战”，甚至将车开到地铁隧道中，奉献出近年来香港电影中难得一见的视觉奇观。

　　总而言之，本片虽为经典双雄模式的回归，却无法避免地落入一些俗套，人物性格与剧情逻辑上的硬伤决定其难以成为经典。，虽然一些惊奇的视觉体验让观众对这类电影仍抱有期待，但港式警匪片还能走多远却未可知。（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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