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 张敏

　　近日长安大戏院上演了瓯剧《杀狗记》，该剧由尤贵文编剧、谢平安导演。几百年后的今天，南戏《杀狗记》以瓯剧的形式再一次展现在观众面前，纵然是经过现代人改编后的版本，但仍堪称经典。

瓯剧《杀狗记》剧照

　　该剧讲述了为了让听信谗言、目无兄弟情意的丈夫悔悟，妻子以杀狗的方式点醒他的故事。现存的明代汲古阁本版本的《杀狗记》，“杀狗”是故事转折的一个事件，也是妻子规劝丈夫的一种方式，但这一方式并不具有唯一性，它属于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附属品。换句话说，如果更换另一种劝说方式，该剧的主题立意乃至剧情发展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瓯剧中的黄狗，被剧作家赋予了人的精神品质，它既是一条见钱眼开的“狗”，又是一个被世人唾弃的“人”。“狗”真正意义上成了该剧的关键性角色，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形象之一。此笔的添加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其实，动物形象入戏的方式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尚书》记录，“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便是由人扮演各种动物，以此达到人类神灵崇拜的目的。东汉时期，张衡的《西京赋》里有关东海黄公与虎相斗的描述，明杂剧《中山狼》中有狼上场的场次安排，尤其到了清代宫廷演剧中，神怪戏的上演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升平宝筏》等大戏中的动物形象。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有关动物参演的戏分为神怪类和寓言故事类。前者是在敷演神话故事题材，侧重点在于舞台布景的宏大繁复，场面的热闹，多用于庆寿等大场合；后者则将动物披上了人的外衣，于勾栏瓦舍间教化民众。所以说，该剧不仅继承了勾栏瓦舍中简朴的民间故事排演方式，保留了台上台下积极互动的演出模式，而且在吸收原剧的故事内涵的基础上不囿于传统、继往开来，改编成了一个符合现代审美的戏曲艺术佳作。

瓯剧《杀狗记》剧照

　　全剧共有十场戏，“狗”的穿插分别安排在第三场“住店”、第七场“骂狗”、第九场“杀狗”，每一场次黄狗的主要形象为“贪财”，同时还暗含了它“仗势欺人”“贪生怕死”“作茧自缚”等行为逻辑。第三场的“住店”戏码，黄狗一直坚守自己的“忠诚”，并通过灵敏的嗅觉，判断孙荣是个“穷光蛋”，不屑与其“摇尾巴”，更在王婆与孙荣的多次迂回中，始终排斥孙荣。第七场的“骂狗”是孙荣心疼哥哥被狐朋狗友扔于大雪纷飞中，自己吃力不讨好反被诬陷成小偷而百口莫辩，终于无法忍受胡、柳二人的欺压和恶狗的恐吓，毅然拿起棍棒击打他们。此时，孙荣怒不可遏道，“莫看你呲牙咧嘴，张牙舞爪，今日凶狠！终有日杀狗火中烹”。孙荣的台词内涵丰富，骂狗亦骂人，给人畅快淋漓之感，配合台词的打狗动作也设计得十分巧妙。第九场的“杀狗”处理，同样令人拍案叫绝：以一个巨大的铜钱诱惑黄狗，以上吊的方式结束黄狗的生命。这场戏将黄狗“财迷心窍”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视财如命，反丢了卿卿性命”，极具讽刺意味。可见，每一场次的位置穿插合理，极好地促进了剧情的前后铺陈，且寓意深刻。

瓯剧《杀狗记》剧照

　　该剧回归民间戏曲演出质朴、简洁的本色，营造了一个勾栏演出模样。正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六卷曰：“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顷刻间，我们仿佛被置身于宋元南戏的时代。舞台上无布景，无灯光暗场，一桌二椅变换位置即是场景转换；道具也十分简单，插一支酒旗就是酒馆，挥动四面白棋就表示鹅毛大雪纷飞。如此“简陋”的舞台装置和演出方式，很符合宋元南戏“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的白天演出和戏班演员有限的情况。该剧最有特色的设置是检场人，他的功能多样，既是剧中人又是局外人。作为局外人，他负责将道具带上带下、将陈设转换位置，对每出戏进行点评，以提醒观众思考，不至于沉迷于剧情。作为剧中人，他头插一朵大红花，摇身一变为烟花之地的龟儿，忸怩作态，充满喜剧色彩。再者，当黄狗被杀，他又充当路人甲，帮忙处理尸体。总之，他的跳进跳出被处理得恰到好处。

　　“假戏真情其中有我也有你，新腔旧调即此亦古亦通今”，该剧在结尾处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县官难断家务事”的小插曲，很有趣、过渡也很自然。这似乎在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是人生避不开的坎，是人世间最普普通通的生活。（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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