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 邢欣欣

　　梨园戏《陈仲子》（王仁杰编剧，曾静萍、曾龙导演）于7月14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陈仲子，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思想家、隐士，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厌恶官场的贪婪丑恶，为求廉决意辟兄离母、隐居山林。本剧没有激烈的外部戏剧冲突，但通过“摔坛绝食”“食鹅呕鹅”等事件来表现陈仲子的廉洁与贤良，对此，笔者认为陈仲子所追求的“廉”过于极端，不近人情，过于虚无，给人迂腐愚蠢之感。在贤与愚之间，引发观众的思考。

梨园戏《陈仲子》现场

　　空有大才，于世无益

　　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仲子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有治国安邦之才，却不愿施展才华，只知妄自求廉，“独善其身”。第四出《灌园拒相》，楚王赏识陈仲子才能，遣楚使来请。陈仲子初不允，陈妻劝说“何不以己之廉，促天下人之廉？”经历一番心理斗争，陈仲子选择出任楚相。往楚途中与瓜园主相撞，却因瓜园主的一句“草鞋先生”突然惊悟，认为自己有沽名钓誉之嫌，是为不廉，因而拒绝前往楚国拜相，而受雇于瓜园务农。陈仲子身怀治国安邦之才，却只在乎一己之廉，为了追求极致的廉洁而隐居山野、瓜田灌园，岂非大材小用？

　　同是隐居，陶渊明的淡泊名利被后世所传颂。陶渊明看破官场贪婪势利，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坚守气节而毅然选择归隐。陈仲子与陶渊明有着质的区别，陈仲子自始至终居于一隅，未曾经历真正的官场黑暗就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曾尝试就舍弃了以一己之力改良社会风气的机会。归隐，于陶渊明是一份对现实的无奈、对贞操的坚守，于陈仲子则是一份任性与执拗。

　　鲁迅曾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陈仲子并不是直面现实的勇士，他所追求的廉洁与贤良，似空中楼阁，似海市蜃楼，脱离现实又虚无缥缈。即使陈仲子守住了一己之廉，但辜负了一身才华，辜负了天下苍生。如此任性妄为，如何称贤？

陈仲子与妻　　

　　虚妄求廉，亲人何辜

　　陈仲子求廉不仕，不仅使社会损失了一名贤士，其以苦行僧的方式求廉也牵连到了自己的亲人。所谓“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孝道。汉朝时，甚至有“举孝廉”的选官制度。陈仲子为了一己之“廉”，辟兄离母，前往于陵僻地隐居。年迈的陈母不仅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反要终日为其担忧。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陈仲子空有孝心，不报母恩，追求一己之廉，将母亲丢给兄弟养老。都说养儿防老，但陈母养儿不防老，反增了许多烦恼与担忧。陈仲子更像是被母亲过度溺爱的巨婴，我行我素，任性妄为。陈仲子孝道不尽，如何称“贤”？

　　陈仲子不仅没能尽到儿子的本分，作为一名丈夫，他更是失职。编剧将陈妻设定为一个渴望世俗生活的正常人，与陈仲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陈仲子的行为更加不可理喻。

　　陈妻温良贤淑，她理解丈夫的廉洁之心，体谅他求廉之志，也愿意舍弃荣华富贵陪丈夫隐居求廉。《拒相灌园》中，陈妻劝说陈仲子出任楚相，鼓励他以自己的才能和品格影响更多人，希望陈仲子入世出仕，回归正常人的生活，陈仲子却半路反悔，使妻子返回正常生活的希望破灭，且要为此频频作揖致歉楚使。陈仲子不顾及妻子的想法，不考虑妻子的感受，让本为大家闺秀的妻子每日农事操劳却未必果腹。没能给妻子衣食无忧的生活，反而以种种任性行为拖累妻子。其所求之廉除了使自己心安，并无他用。

　　陈仲子舍弃苍生、辜负亲人，追求的却是虚妄的廉洁。殊不知，廉洁也是需要环境成就的。陈仲子过于执拗于日常琐事，以近乎自虐的苦修方式追求廉洁，看似是士大夫阶级的崇高品格，实则是一种扭曲。他为求廉的种种行为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要放弃做人，结果是作茧自缚。蚯蚓入梦，讽其虚妄求廉，陈仲子不知悔悟，反要以蚯蚓为师，为求廉洁甘做蚯蚓。其妻崩溃大喊：我要做人，我不要做蚯蚓。陈妻的反应是对陈仲子虚妄求廉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生而为人，总离不开俗世羁绊，自然不比食黄土、饮黄泉的蚯蚓“廉”，而陈仲子为了追求极致廉洁要放弃做人，底线全无。若已非人，廉洁何用？

陈仲子

　　剧终时，背景音乐响起：“千秋一案留君说，讵识斯人愚与闲。”看似编剧给了观众商榷争鸣的空间，但从戏剧情节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窥见编剧对陈仲子虚妄求廉的态度。人是群居动物，社会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值得标榜的人生。陈仲子一身才学，却于家无益，于国无用；陈仲子负了亲人，负了世人，最终也没能成全自己。他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极致廉洁，甚至不惜放弃做人，看似大贤，实则大愚。笔者不由叹一声：陈仲子，虚妄求廉枉为贤！（邢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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