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红楼”系列评论】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詹丹

　　几十年前，关于《红楼梦》涉及的江南方言问题，曾由戴不凡先生引发过一场讨论。他从《红楼梦》中有大量吴方言词汇存在这一事实，推测《红楼梦》的原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有人在一个熟悉吴方言的作者创作的初稿基础上，改用北京官话来重新加以润饰的。在他看来，同一个作家“决不可能既用京白又有苏白‘双管齐下’来写小说”，因此得出结论说，“它的原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话和扬州话），而改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14集“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剧照

　　对于这种观点，陈熙中、侯忠义等先生予以了有力反驳，认为戴不凡先生是把方言和方言词汇混为一谈了。此外，戴不凡认为书中有大量的吴方言词汇，显然是夸张之词，而且有太多的误判。就他所举的20个典型吴方言词汇来说，有不少是和其他方言区通用，有的则已被官话所吸纳，或者有些本来就不是地道方言。这些，陈、侯两位先生言之甚明，无需赘言。

　　笔者这里重提这场讨论，不是要从书中用到的方言来推论作者可能是谁，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就小说整体的遣词造句来说，作者对北方官话的运用是相当娴熟的，完全可以保持这种语言运用的纯粹性。但作者没有这么做，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像戴不凡说的，还改不了方言用词的习惯，或者定稿的作者没有把这些方言用官话来替换干净，而是觉得小说需要这样用。这跟作者的用语习惯没有必然关系，而是跟人物描写有关系。因为这些个别方言词汇，大多用在人物言语或者内心独白方面，成为人物形象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吴方言骂人的“下作”一词，曾7次出现在小说人物的言语中，其中王熙凤说到3次，王夫人、刘姥姥、李纨和袭人各说了1次。“下作”是形容词，吴方言有时候在使用中，还和“胚”或者“胚子”组合成名词。不过在《红楼梦》中，除开袭人言说时作形容词外，作名词用的都有新的组合，并跟其他成分进一步结合。这显示出不同人物在使用同一方言词汇时，既有相同又有差异的表达效果。这里举几例来分析。

　　第三十回，写贾宝玉和金钏打情骂俏的话，被在旁假寐的王夫人听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着金钏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被你教坏了。”

　　第三十六回，凤姐从王夫人口中得知姨娘抱怨减少了丫鬟的月钱后，走到屋外，对着众人骂街似地说：“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尅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16集“刘姥姥嬉游大观园”剧照

　　第四十回，刘姥姥带板儿二进贾府，嫌板儿不守规矩，就打了他一巴掌骂道：“下作黄子，没干没净的乱闹。”

　　这三处骂人，都使用了“下作”这样的吴语词汇，是因为这样更能够表现言说者自身的情绪激动，以及泄愤的力量。这是共同的特点。差异在于，组合成的名词有很大变化。

　　王夫人是以“小娼妇”来定性这“下作”，其实是和之前宝玉与金钏的打情骂俏有一定关系。而凤姐这边，因为是骂街式的散漫，没有具体对象，“东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与“下作”组合起来，其用词力量，在前面不断叠加的修饰语中被弱化了。或者说，“下作东西”不是凤姐要骂人的主要目的，倒是修饰语呈现的各种诅咒；什么“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才是她骂街的意图所在。但借助“下作东西”这一主体的指认，凤姐是要引出各种诅咒。至于刘姥姥，在“下作”后用“黄子”（即讨厌之人）这样的俗语来组合，还是为了强调乡野之人的身份特点。这是因为，在“下作”之类的方言已被贵族频频使用时，还需要用“黄子”这样的俗语，才能把刘姥姥的言语风格进一步拉到尘土里去。

　　有意思的是，第四十六回，写好色的贾赦企图讨鸳鸯为妾，鸳鸯坚决不从，还跟平儿、袭人等说起此事，当时袭人议论道：“真真这些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也许是程乙本觉得“太好色”这样的形容还不够有力，所以把它改为“太下作了”，这么一来，当然指责的意味更浓，感情色彩也更强烈了。但问题是，袭人一向是恪守伦理规范的，奴才应守的规矩她总是相当自觉。所以，在指责贾赦“太好色”前，特意要做出不该说的声明，而且还在“大老爷”前冠以“这个”，其实是要把他从一般意义上的老爷中区分出来，为自己说出不尊敬的话，留出回旋余地。措辞这么小心翼翼，却又像程乙本那样改为方言“太下作”以强化感情和贬低的力度，其实是欠妥的。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20集“勇晴雯病补雀金裘”剧照

　　再比如，吴方言“过人”，是生病传染的意思。第五十一回写晴雯感冒，不想回家去养病，就让宝玉一边悄悄请大夫诊治，一边让人向府里大奶奶打招呼。大奶奶让人回复说，如果吃了药不好，还是需要回家去养，“恐沾带了别人事小，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话说得很冠冕堂皇，其实还是怕晴雯把病传染给了别人。晴雯气得边咳嗽边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这里，晴雯的情绪十分激昂，反弹强烈，再加上本就是火爆脾气，所以她说出 “过了人”这样的方言就比较合理。

　　一般而言，人在激动时容易说本乡本土的方言，即使基本言语方式是官话。或者说，恰恰因为是以官话为基本言说方式，方言就成了对常规的偏离，并因为偏离而增强了表现力。这是言语的偏离，也是情感、情绪的偏离。

　　但采用方言描写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第七十一回，写司棋在跟她的表弟幽会时被鸳鸯看见了，鸳鸯当时说的是“要死，要死”，这个“要死”是什么意思？蔡义江先生曾指出，庚辰本点去“要”字，在旁边改为“该”，这样就把“要死，要死”改为了“该死，该死”。其实“要死”是江南方言，里面既有官话“该死”的责备意味，也有表现女子羞于闻见的状态，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后情不自禁说出的话。它与官话“该死”有着微妙的区别，或者说，比“该死”的含义要更丰富些。不妨说，当读者用官话的方式来理解、解释方言的对应词汇时，给出的义项，有些是不能涵盖其全部意义的，这就不单单是情感或者情绪的差异问题。

　　总之，《红楼梦》的作者在以基本的官话表达方式让广大读者便于理解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方言的表现力。怎样适当引入一些方言词汇并加以恰到好处的运用，以增加言语刻画人物的生动性，这也体现出作者的一种艺术匠心。（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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