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郎顾曲

　　汪曾祺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写散文和小说。上海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前十年集》，收录了他前十年发表的作品。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气并不高，只能算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作品传播局限在文人圈内。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

　　汪曾祺为什么在晚年走红？他的文学特别在哪里？这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国内的文学环境。改革开放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泛滥，“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当时，汪曾祺的文学主张与主流格格不入，那些清新缱绻的文字，被当作了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靶子。

　　其实，汪曾祺对平民有更多关切，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抒情”与“边地特色”，让中国文学悄悄流淌出一条清流。可惜在“文革”时期，这样的文学并不被提倡，汪曾祺只能选择后退，等待时机。直到改革开放，他的文学才有了施展的良机。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叙事支配文学太久，使得“地下”文学引起了更多青年人的兴趣。北岛、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诗歌美学复兴的晨光。而在小说、散文界，读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字，能重新给予他们精神和审美上的愉悦。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时。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对汪曾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文学圈内，但在当时，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他的特别。曹文轩后来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王德威敏锐地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脉络——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从文的影响，而且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着微妙的牵连。

　　汪曾祺在文学中构建了一个消解史诗、消解暴力的诗意乌托邦，创造了一个“去政治”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是清新的，他排斥暴力，不愿在散文中书写沉重或血腥的场景，即便是涉足武侠小说，也会使用诗化的语言将读者的目光集中在地域风情、人物情感等方面。在轻盈的美学世界里，汪曾祺写意地描绘了一副风俗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套路，那便是先引出“这个地方”，然后呈现一大段工笔似的风土描写，就像一位画师，在白纸上徐徐勾勒出鲜明的意象。在这些风俗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抹洁净的色彩，哪怕笔下是泥淖，经由汪曾祺的处理，仍有干净之气。这般干净气息，服务于汪曾祺构筑的童话世界。

　　汪曾祺写的童话故事含有以坦诚、纯真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是一个刻意与世故世界对立的纯真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放大了童年的善良与美好，像电影剪辑一样，剪去了琐碎无聊、暴戾烦闷的部分，赋予文本梦幻感。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交往贵在真诚、义气，一个平凡的乡野人家，也可重然诺、轻生死。而男男女女的情愫，真真切切如同初恋一般，“禁欲”却美好。所以《岁寒三友》中，清贫画师靳彝甫，交友只看“义气”二字；《皮凤三楦房子》中，皮凤三也是个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主儿。

　　继承了恩师沈从文的故事趣味，汪曾祺喜欢书写边缘土地的故事，这个地方往往是城市人已不熟悉的遥远乡村。而乡村里的人，他们的处世观念与道德气息，也和市场化浪潮中的都市截然不同，那些古老的村社图景，勾引起读者对淳朴生活的怀念。汪曾祺能够持续走红，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城乡剧变的关键时期，大量传统乡村和民俗消亡，青年们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紊乱与孤独。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逆水行舟，指引他们回到退避现实的田园牧歌。

　　汪曾祺的创作实践得到了许多年轻作者的响应，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进一步加速对政治与道德的切割，拒绝宏大、诉诸日常的文学作品成为年轻作者的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学还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关怀，那么在九十年代后，以新写实主义、乡土写作、日常书写等名目编织的文学写作图景，表现出作者们极力从政治与道德议题中抽身，关注自身欲求和审美趣味的写作倾向。轻盈的文学流行，严肃的议题被压制，文学作品愈发成为远离现实政治的湖边小屋。（周郎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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