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教授 姜宝昌

　　大约三年前，我接到“百部经典”编委会办公室的约稿通知，开始撰写《墨子》解读。作为研究先秦诸子的一名学者，我深知“百部经典”的编纂，旨在体现新时代有历史文化担当的学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必须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既萃取过往，又服务当代，更面向未来。其意义重大且深远，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

　　《墨子》一书，原本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内容除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我称其为“墨论”）外，更涉及科技与逻辑（我称其为“墨经”）以及军事防守（我称其为“墨守”）方面，带有“百科全书”性质，体量近8万字，在先秦诸子中最为难读，尤其是“墨经”部分，梁启超称之为“天书”。当然，“墨守”部分若干篇章，读来也有相当难度。虽在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但至迟在汉晋而后，墨学遽然式微，其中“墨经”部分几近中绝。汉时兴起章句之学，也未见有人为之董理、注释。晋时鲁胜有《墨辩注》之作，唐时乐壹（或作臺）有《墨子注》之作，然皆已亡佚。直至清代乾隆之世，毕沅、汪中、卢文弨、孙星衍等用明正统十年道藏本，作校勘和注释，清末孙诒让继起，著成《墨子间诂》，《墨子》一书至此始可粗读。可以说，作为一门学问，墨学不过百余年历史，较之儒学，可谓年幼之甚。尽管有些研究成果，然与儒学相比，不啻沧海一粟。加以错讹陈积，疑难殊夥，不少问题乃至若干名物究作何解，至今未有定评。本人工作在素有墨学研究传统的山东大学，又有先修习物理后专攻训诂的学业背景，数十年来，勉力以墨学为研究主攻方向。应该说也有只鳞片羽的心得与理悟。此番有幸接受国家图书馆之稿约，我把它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既梳理过往旧闻，又吸纳当代新知，凝铸笔端，聊诉担当，在忠于原典的基础上，赋予新意，更进一境，力争做到在大的方面（如观点）不含糊，在小的方面（如表述）不草率，为推动传统经典的普及传播，倾注心力，矢志对社会、对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正是这种意念鼓舞着我，鞭策着我，聚思会神，日夜兼程，直至稿本完成、出版。其时，用如释重负来形容我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回顾将近一年的撰写过程，我感到在解读《墨子》一书的某些章节时，时常会有原典研判与义理钩稽的若干灵感，在脑海中跃动、涌现，不消说，这就是墨家思想主张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之所在，也许它们正是墨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契合的自然显现吧，每每令我感奋不已，也快乐不已！现在略举几例，期与大家分享。

　　在“墨论”部分，我要特别谈谈“非攻”这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思想、主张。“兼爱”是墨家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而“非攻”是“兼爱”原理的第一个推论，不“非攻”无以言“兼爱”。墨子“非攻”，是将宣传反战与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同时并举，著名的“止楚攻宋”故事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守”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蚁傅》《备水》《备突》《备梯》《备穴》《旗帜》《号令》《杂守》诸篇，都可以看作《非攻》篇的合理延伸或具体体现。而这样的“非攻”思想、主张，不正是现代积极性防御军事理论——以战反战——的中国古代版本吗？因此，墨家的“非攻”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仍有某种启示作用，就是说，必要而有节制的治军经武，用以震慑邪恶、抵御寇掠，并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保驾护航，理应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

　　在“墨经”部分，我受到的触动和激励更大。许久以来，所谓“中国古代无科学，也无逻辑”的滥调不绝于耳。我们必须响亮地回驳，此悖谬之论也！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首先，在形学（几何）方面，此前言及平面几何，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称述欧几里得几何学。例如，提到几何元素，欧氏称之为“点”“线”“面”“体”，似乎这是全球独家建制。岂不知墨家也有自己的几何元素，称之为“端”“尺”“区”“厚”（《经说上》：“尺前于区而后于端”；《经上》：“厚，有所大也”）。试看，“端头”之“端”不就是“点”吗？“尺子”之“尺”（画出的）不就是“线”吗？“区域”的“区”不就是“面”吗？“区域”（平面）加“厚度”不就是“体”吗？几何元素之所指，中国墨家与希腊欧氏创设完全相同，仅名称不同而已。如果再加上墨家对“圜”（圆）、“方”、“平”（平行）、“直”（垂直）、“撄”（相交、重合）、“次”（相切）、“间”（相离）等几何元素或几何形体的位置关系的定义，等等，我们说墨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平面几何的基本框架，当非夸饰之言。可历来谈论几何，“言必称希腊”，又有谁提及墨家几何学呢？这显然违背事实，至少是不公道。其次，算学（数学）方面，墨家对“有穷”“无穷”下了定义，说：“区域有所限定，短若一线之距也不能容纳，是为有穷；空间漫无涯际，长若线线相续永无终止之距，依然包含其中，是为无穷”（《经说上》：“域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墨家更取用辩者“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辩题，以“中分留半”的方法，从捶之一端开始渐向另一端推进和从捶之两端同时开始渐向中点推进，于实施无穷多次之后都留下了不能再行半分的物质微粒“端”（《经说下》：“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而这个“端”就是对尺捶施行“中分留半”操作，历经无穷多次之后的“极限”。墨家的高明处，就在于其提供的“中分留半”的方法，有从一端和从两端两种方式，只要施行次数无穷多，无论物质微粒在另一端或在中心处，都是“端”。遗憾的是，由于自晋以后，“墨经”几近中绝，没有人接过墨家“极限”研究的接力棒，以致大约两千年后，微积分的发明专利为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兹所得。再次，在光学方面，墨家通过观察与实验，对影的生成、双影的生成、光的直线传播与小孔成影（像）、影的大小所关涉的条件、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凹面镜成像和凸面镜成像等八个方面的几何光学问题（即《经下》、《经说下》8条），得出了与现代几何光学相同或相近的结论，达到当时世界光学研究的巅峰，如果称其为当时的光学教科书，也不为过。其中关于影的动与不动的辩证解析，成为近世电影的基本机理，而为小孔成影（像）所证实的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被著名物理学家潘建伟先生用于“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的研制上，成为该卫星所用两工作原理（光的波粒二象性和光的直线传播原理）之一。又次，墨家提出了一种逻辑论证方式，即“三物论”形式逻辑范式（《大取》：“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 ）。所谓“三物”，即“故”“理”“类”。它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逻辑、古印度因明“三支论”（即“宗”“因”“喻”）逻辑，并称为世界三大形式逻辑范式。三者有着某种互通关系。大致说来，墨家的“辞”（论题）相当于亚式的“结论”或因明的“宗”，“故”（事物生成的原故、理由）相当于亚式的“小前提”或因明的“因”，“理”（事物的恒久原则）相当于亚式的“大前提”或因明的“喻体”，“类”（立辞所用的同类事例）相当于因明的“喻依”。

　　事例尚多，恕不能尽数论列。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反问，谁说“中国古代无科学，也无逻辑”？难道上述所举例证不足以破此谬说吗？

　　应该看到，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奇迹，同时也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科技及逻辑遗产，其中不乏可与西方比肩的创造与发明。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墨子及其后学不管是在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还是在科技逻辑方面的伟大贡献，都可与大约同时代的古希腊相颉颃，这与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文化轴心说”若合符契。所有这些，既使我们得以重新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又为我们今天坚持“科技兴国”方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提供了真实可凭的起跑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说：“墨子关于舍去利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这种理论是极其现代化的。只是墨子的主张，过去是指中国，而现在，应当作为世界性的去理解。”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说：“完全依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地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基本概念的东西”，“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从两位外国专家的评估中，我们体会到了何谓学术的良心。

　　对我来说，解读墨子，既是一个撰写过程，也是一个“洗礼”过程。文字的校勘和注释，尤其是义理的发掘和钩稽，都会不期然而然地与当今的价值追求和未来的愿景实现发生碰撞、接合和镕铸，正所谓思考绵绵，感悟多多。其中，较为成熟者，多记入“眉批”和“点评”之中。我不敢说这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所得，权当碰撞、接合和镕铸中激起的小小浪花吧。谨举上述几例奉献诸位座前，希翼与大家共享发现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快乐。（姜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