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 刘婧

　　近日，早期中国电影《挣扎》在上海复映。影片由天一公司于1933年制作上映，讲述了青年根发与其妻子小兰在底层生活和在战火中挣扎的故事。作为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作品，影片一度遗失，直至近年在美国被发现，几经修复后得以复映。《挣扎》在1933年上映时，曾因影片带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一度被禁，86年后的今天，这部影片依然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挣扎》早期宣传广告

　　援引修辞学的相关概念解读影片，可以看到民族精神在内外修辞中的和谐统一。所谓“修辞”，即有效交流的艺术或技能。电影所采用的修辞策略都是为了完成影片的艺术性、商业性、文化性等多重目的。这些目的又可以划分为指向影片艺术性的内修辞和指向商业、文化的外修辞。《挣扎》中所内嵌的民族精神，在影片的内外修辞中做到了协调统一。

　　内修辞：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彼时的电影业也开始积极拍摄抗战电影，鼓励战斗。许多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左翼文化中坚分子，逐步加入到不同制片公司当中，支持电影生产，新兴电影运动由此开始，创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春蚕》《狂流》等极具斗争精神的影片。一向重视利益产出的天一公司，也在此时创作了《挣扎》。

《挣扎》剧照

　　在影片的内修辞上，斗争精神贯穿其中。为了反抗地主耿大道，根发和小兰逃离乡村，在城市里过着艰辛而幸福的生活。然而耿大道发现这一情况后，设计让根发入狱，强娶小兰，并将根发和小兰的小孩送到育婴堂。出狱后的根发随即投入到战斗之中，面对耿大道的夺妻杀子之仇，他并没有寻私仇，经历一番思想抗争后，转身将枪对准了侵略者。创作者的这一设计虽然巧妙但也饱受争议。1933年，评论者荷英在《文化界》中发文认为，根发代表的被压迫阶级和耿大道代表的资产阶级是对立的，根发枪杀耿大道合乎阶级利益，但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强调“团结”，在国仇面前，只有中国人万众一心，才能抵御外敌。

　　除了剧情内容具有鲜明的斗争精神，影片在摄制有声片的尝试上，也反映出早期中国电影人对于民族影业的重视和开拓¬——几大电影公司相继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到美国采购设备，力求紧跟世界电影的潮流。

　　从影片的公共性角度来看，《挣扎》响应了新兴电影运动，在民族危亡之际，通过电影呼吁广大民众参与御敌，以致于因为违反国民政府制定的《电影检查暂行标准》一度被禁。它与《三个摩登女性》等一系列影片，号召国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命运的反思和选择，敢于反抗和斗争。

　　将《挣扎》回放置20世纪30年代的场域，影片虽然在有声技术和剧作技巧上不甚成熟，但关照到了时代的重点。尤其是摄制该片的天一公司，将原本追逐利益的生产目标及时调转，配合同时期的其他影片一起鼓励国民，让斗争精神持续传递。

　　外修辞：复映背后的爱国话题

　　虽然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公司生产了大量影片，但由于保存技术不成熟和战争原因，得以流传并再次与观众见面的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挣扎》得以复映，其背后有着一段故事：香港电影资料馆在全世界范围寻找遗失的早期中国电影。2012年，美国旧金山华宫戏院搜集到《挣扎》的硝酸片拷贝，戏院的创办人方创杰先生是一名华侨，因为有着对祖国的眷恋，最后他选择将影片无私捐赠出来。

《挣扎》剧照

　　中国早期电影拷贝，被视为国家电影艺术领域的瑰宝。寻回流失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早期电影，同样有助于电影研究。近年来，《貂蝉》《盘丝洞》《风雨之夜》等影片纷纷“回国”，它们的复映重现了早期电影的艺术手法，也逐步拼凑出中国电影史更为清晰的发展脉络。《挣扎》被找回和修复，折射出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之情，也丰富了电影的历史学术研究。

　　《挣扎》在今年复映且引发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呼应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如果说国庆阅兵和国庆档的献礼片，让观众感受到国家的伟大富强，《挣扎》便是带领观众重回中华民族一段最为艰难痛苦的历程，让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爱国”是《挣扎》的主旨，亦是其能和当下观众形成沟通交流的外修辞手法。因为内外修辞的协调统一，使观众在理解影片的过程中没有障碍，为影片实现再次传播打下受众基础。

　　《挣扎》作为一部尘封已久的老片，无论将其放置于30年代还是当下，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内外修辞上，民族精神贯穿其中、协调统一，既在特殊时代号召了斗争，又呼应了新时代的爱国情怀，是一部值得被深入研究的影片。（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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