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美术创作与资助在当下的社会意义
——写在“中国艺术新视界2019”巡展观后
作者：云南文艺理论委员会委员 朱思睿
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天才创造，除了满足人类基本的审美需求之外，还有其他社会功用。比如认识功用，即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反映外在客观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时代面貌和精神，也反映人的思想、情感、情绪；比如社会组织功用，体现在艺术是联结社会各阶层、民族或人类的精神纽带，在启发人们心智和整体民族意识及培养爱国主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一部美术史既是一部文化史也是反映社会发展面貌和精神状态的视觉图像史，这是艺术创作活动最本质的社会意义。自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艺术开始了“漂泊”和“探求”，表现为对深厚的传统反思认识不够，以及对广博的世界文化信息筛选与吸收方面还不能自如吐纳，在整体文化心态上，并没有真正自信起来。在21世纪，坚持“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一系列党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阐明了未来的文化方向和复兴民族大业的历史责任。
文化是一套体系，涵盖精神、物质、知识和情绪特征等多个方面，使一个社会或社群得到自我认同。文化既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权观念、价值观念、传统与信仰等，而美术是大文化中的一个可视层面，要给人以新的视觉感受和精神享受，并引发人们对新的时代产生新的认知与反思，需要新的视野和态度进行创造性表述。
真正好的艺术作品必须与时代共命运，它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理应在观察反映现实中加入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判断与承续，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学习。它承载着两个历史使命：一是在教育意义上，它要给人启迪并满足公众的当代审美需求。这就要求作品必须是品位高尚的，有健康向上、积极活力的正大气象；二是在艺术史上的意义，它要对一个时代艺术史中已经存在的或开始浮现的问题作出回应，直面艺术演变中出现的挑战和困难，不断精进技艺，使作品臻于完美，从而填补艺术史上新的空白，使一部艺术史链接紧密，绵延伸展，呈现出整个社会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艺术史上立得住脚的往往是思想含量大、艺术质量高的主题性创作，它以独有的教育功能和厚重的内容自立于艺术之林。
新中国美术在七十年代开始有所拓宽，尤其改革开放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画家面临着多种风格和样式，面对大量的图像进行自由选择。随着美术市场在中国的逐渐成熟，更多的艺术人才面临市场选择和资本冲击，创作动机和价值观与主流文化的联系变得松散。正是在扶持文化产业与文化复兴的时代召唤下，国家艺术基金从2013年成立至今，已经成为艺术界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其资助成果更值得关注与研究。
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采取过对艺术创作进行赞助和补贴的措施来扶持本民族艺术的发展，资助者主要是宫廷、皇家、教廷及富有阶层，资助形式各有特色，呈现出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并把他的理念与思想通过政府扶持艺术的形式传播开来。中国文艺界一直关注现当代艺术文化的建设，关注中国的时代精神，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主流优秀艺术，引导中国艺术健康、理性、协调的发展，并通过对艺术的资助来营造保护传统文化和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社会氛围，感染和培育一批理解、欣赏和热爱艺术的普通民众，进而从真善美中感受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梳理文化自信。
当下，文化体制有了新的改革措施，文化产业化成为一个特有现象。但有些产业化进程需要外力的帮助，比如，有些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速度较缓，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并加以保护。政府支持的艺术重在艺术的社会性，其重要意义在于提升社会和国家风气，刺激更多的经济发展。
在今天全球性的商品经济背景下，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面对多重诱惑与压力，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艺术人才流失严重，通过资助则可以促进持续发展，而有资助就有竞争，做得越有实验性和创新性。
“中国艺术新视界2019”——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作品巡展（昆明站）的主题是“青春脉息”，展览以“青春视野”“青春态度”“青春表述”三个板块构成，力图以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形式展示青年一代在现实中的观察角度、文化视野、价值判断标准和艺术表达方式。创作人员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和行业，分布的地域范围广，大多经历丰富，属于各地区活跃而有实力的青年人，他们作品的题材丰富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作手法主要以传统媒介为主，给人丰富多彩的深刻印象。
纵观所有展品，以具象写实手段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仍是主要表述手段。对区域性文化的视觉表现，对传统的继承创新，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仍然是青年视野中的主旋律，以人物形象为主去表现日常生活、地域风貌、生产劳动、乡土情节、国家建设、军旅生活及历史事件的美术作品占了很大篇幅。制作精良，画幅巨大，形象生动，构图饱满的用心之作比比皆是。比如张学的油画作品《桂西南边疆》，胡日查的油画作品《蒙古族博克文化》，杨金宇的油画作品《黑土地——收获的季节》，刘刚的油画作品《云南文山》，边小强的油画作品《佤族文化》，赵丽珍的油画作品《巾帼魂》，周末的油画作品《壮志凌云——九天揽月》，缪远洋的油画作品《茶马古道》等，形象塑造或细致深入或大刀阔斧，都与他们所选择的主题贴切对应，把技艺背后的情感及精神内涵尽可能饱满地呈现出来。
张学 《桂西南边疆》 布面油画 180cm×190cm 2018
杨金宇 《黑土地——收获的季节》 布面油画 200cm×435cm 2018
赵丽珍 《巾帼魂》 纸本水彩 150cm×131cm 2018
在这批画家成长的青春岁月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他们所接受的绘画语言技能已不再是单一样式。原因之一是油画教学溯源意识加强，对西方油画的发展演变历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开放式的吸收，他们在学习中一开始就有宏观而包容的思想意识；二是更多地接触到了现代主义的各种风格流派及后现代美术的创作主张，也伴随了中国当代艺术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种多元的文化信息背景下，每个艺术家在塑造自己的艺术品格时都有多种可能，其选择并非被动盲目的，而是自觉理性的，反映在日常创作中必然呈现出多样的个性化特征。在艺术最主要的品质——靠形象说话这一点上，上述画家的分寸感都拿捏得比较到位。
在主题美术创作中，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手段处理形象才能使作品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这是每个艺术家都必须用心思考的问题。形象并非单一的人或物的视觉相貌，而是在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心理观照下，能使作品呈现出或隐藏着某种寓意和意义。形象要能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去提示对主题的解释与概念、灵感的社会根源。比如古代人物中恭顺的臣民形象与超脱的野逸人物形象给人的社会信息绝不一样，同样在抗战时代，比如古元、徐悲鸿等人笔下的人物或动物形象，瘦硬而筋骨刚健坚韧，提示的便是让侵略者颤栗的形象和贫穷的社会根源。新中国初期人物形象饱满高昂的士气特征是那时的写照，在今天青年美术家的视野中，从容自信的形象也是今天国家形象的缩影，好在他们在这批作品中并未走向重语言而轻形象的路子，而是赋予形象鲜明的社会烙印，使作品整体上具有了明确的社会意义。
还有一类作品力图以单个或较少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让人物活动被所处环境提示，通过对瞬间状态的择取及典型性形象的塑造，把自己对生活的情感态度植入所绘对象之中。比如吴新林田园牧歌式的版画作品《云贵高原》，毛祥彦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精细刻绘的版画作品《琢木郎印象》，蒋天华的版画作品《农村劳动者》对劳作与土地的赞美，张阳的油画作品《辽北十月》对菜农收获心情的捕捉，陈晓虎的油画作品《高原牧歌》，刘林格的版画作品《阳光阳光》，顾天龙的油画作品《瑞雪》等。这批作品基本可以归入乡土或风俗性写实中，表现了不同民族在当下的风俗习惯、民情世态与社会风貌，他们并没有过分强调群体形态化特征，没有典型化的去处理形象，而是尊重形象的日常性和个性化，予形象以时代真实感和鲜活的思想感情。
吴新林 《云贵高原》 套色木刻 65cm×122cm 2017
毛祥彦 《琢木郎印象·绣花鞋》 套色木刻 113cm×80cm 2018
张阳 《辽北十月之三》布面油画 150cm×150cm 2018
主题创作并非只是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还包括了画家以自己的社会责任心去反映当代人的普通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现象和心态等各个侧面，甚至可以是批判和揭露的。方赞茹的油画作品《幽暗之境》，王岩的版画作品《时间的表情》，张丽娜的水彩作品《战争过后》等在此类题材上作了探索和尝试。除了农民、历史，本展中也有很大部分作品将视野对准了自然与人，或表现对家园故土的追忆情怀，激发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及对自然的热爱之情，或歌颂了城市生产建设和工业建设，使人们感受到新中国百业腾飞的欣欣气象。比如唐亮的油画作品《回忆家园》，袁景的油画作品《城市空间》，郑涵的油画作品《记忆与梦想》，吴明亮的油画作品《电工房》，李仁琚的油画作品《图像中国》，邓凯华的蛋彩画作品《塬》，顾秀华的版画作品《复归自然》，程治国的油画作品《黄土高原回望》等，这里面有意象风景式的表达及抽象美的形式探索，也有特写式的现实主义描绘，体现青年艺术家们在东西方艺术成果上的借鉴与创造性思维。
王岩 《时间的表情》铜版画 500cm×350cm 2018
李仁琚 《图像中国系列6号》 布面油画 140cm×240cm 2018
邓凯华 《塬之十二》 综合材料 150cm×180cm 2018
相对来说，青年版画家们在形式语言上的探索方式更为多样，相对单纯的色彩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带来更多自由与直接的敏感性，在曹峰、刘根、黄成春、张浩、李敏等人的版画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身体验的自信，为个体自身的认识和分析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意义，超越了生活的当下需要，但把意义传达给了生活，这是其最大的社会价值。而在此次的中国画作品中，青年艺术家用笔墨功力的精纯努力看齐国画传统，赵昌竹的国画作品《哪里鹧鸪叫》还是给人以不同于传统的视觉新意，她从青绿山水与云南重彩中吸取活力，用山水的制式表现了云南文山“坡芽情歌”中的生活情趣，使作品在写意抒情中增加了叙事性的特征。刘玉龙的国画作品《山河寻迹图卷》，从画幅的整体建构到细节的呈现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学习的虔诚和对新时代自然与社会景观的真诚与热情，绘出了壮观的恢宏的当代世相。此外像尹永宏、沐小熔、贺飞等人的系列摄影，通过多视点多镜头对物象的精准捕捉，呈现了丰富的地域风貌与历史厚度，其深入生活的采集与互动过程本身就是艺术介入生活的典型案例。在雕塑、陶艺、壁画及其它工艺美术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现代语言与传统手法的互渗碰撞，让古老的技艺与时尚的审美观念对接，给人以独特的印象。
冯友兰先生说：“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人生境界。不同的人们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和自我意识不同，因此，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意义也不同，每个人有他的生命，活动范围，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样。”这也决定了艺术家作品的个性风格差异，以及社会意义与价值观念的多样统一。青年人的视野观照范围自有符合其年龄阶段的敏锐与活力，其态度和表达方式也有其年富力强的内在特征，这只是艺术探索长途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并不是终点，发展空间有多大，与今日的资助和创作的积累息息相关，社会也更看好他们的未来。（朱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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