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郑焕钊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1.2%，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1%，其中农村网民占比26.3%。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互联网已成为我国文化的最核心载体，不再是年轻人和城市人的“专属”。

　　随着网民参与度的日益提升，互联网文化也成为真正涵盖各地域、年龄和职业的大众文化。文化参与主体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城市及农村扩展，从精英群体向低学历阶层延伸。在技术的推动下，原本潜藏的各阶层文化底色与娱乐诉求凸显出来，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塑造了多样化的网络内容样式和社群组织。

　　由于社会阶层、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生产主体的差异，中国网络文艺也在整体格局中分异出适应于网络语境的、以高雅艺术为主体的精英网络文艺；以及以PGC为生产模式、以类型化为内容形态、以精品化为趋势的大众网络文艺，这也是我国当前网络文艺的主流形态；还有以UGC为主体，带有底层社会心理逻辑，杂糅着残余文化、网络文化及底层经验的底层网络文艺的三分格局。

　　随着网民文化表达欲望的高涨，底层网络文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极大普及，广大三四线及以下城镇和农村青年成为了网络文化的参与主体。直播、短视频等易操作的表达形式极大地带动了广大网民，尤其是原本因文化和技术门槛而被排除在媒介文化表达空间之外的底层网民，获得了创造、生产和分享自身文化的机会。大量切合底层民众生活经验、日常关系、情感观念和娱乐需求（轻松、娱乐、直接）的内容形态及价值内容的出现，极大地填补和满足了他们的日常休闲，并促进了底层网络文艺的发展。

　　喊麦歌手、毛毛姐、滇西小哥、野居青年还有李子柒，这些网红呈现了精彩丰富的底层社会生活。他们立足草根的日常生活，展现底层社会不为人知的艰辛、奋斗与尊严；或模仿流行影视的桥段，以充满江湖色彩的英雄演绎，表达底层青年眼中的正义；或戏仿都市男女日常心态，通过喜剧式表演获取共鸣；或表达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与努力，记录追寻梦想的艰辛历程。

　　底层网络文艺的“底层性”首先体现在其生活化的表达——这些是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真实记录，具备鲜明的中国转型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乡在城镇化进程中混杂的文化经验，显示了与都市时尚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与都市文化相比，它可能看上去很“土气”，但却具有活跃的底层智慧。它们并非只是刻板的底层悲苦，而是从底层青年的自我表达中展现出不被熟知却充满生活趣味、乡土幽默的青年群体形象，彰显了底层青年的尊严与梦想。因此，底层网络文艺的“土味”，并不是“土气”，而是充满活力的“乡土气”，更是社会转型期城镇经验的书写与记录。

　　其次，因为文化背景与文化资源的差异，“底层性”也呈现出驳杂多样、复杂勾连的文化脉络。它是残余文化、网络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拼贴物，展现了底层网络文艺复杂的精神底色。无论是“喊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诸如“帝王”“征战”“轮回”“夺天下”“战江湖”等热血词汇，还是快手网红灵寒子《你的寒王》中对江湖黑帮老大英雄义气的粗糙模仿，底层网络文艺的文化渊源是由网络玄幻修仙小说、网络游戏和香港黑帮电影等多元文化元素拼合而成的，形成了其混合的文化样式。底层网络文艺的文化样本展现了底层青年群体的文化影响的驳杂与勾连，其间既有落后的价值观念，也有现代的思想表达，两者的杂糅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了底层社会价值观。

　　再次，从底层网络文艺的生产和接受形态上看，底层网络文艺并非自娱自乐，而与产业资本、媒介逻辑下紧密相连。以喊麦为例，喊麦歌词中的“帝王”“征战”与YY直播的MC之星争夺密切相关，大量“征战”类歌词在直播间正是承担着实用的“战歌”功能。由于头部播主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他底层播主经由“拜师”的形式，通过头部播主的连麦、点名等方式快速增粉。因而，网络小说、香港影视等流行文化的虚构内容，与直播间争王夺位的征战游戏，经由偶像与粉丝经济的运作而被关联起来，构成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文化情境——这正是直播间的商业模式与喊麦文化所建立的联系。此外，短视频算法推荐机制也影响着底层网络文艺的类型与生产模仿，导致底层网络文艺的单一化。还有部分底层网络文艺的创作者因为粉丝多而被商业看中，进而发展为专业化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和技术视角下的底层网络文艺，其“底层性”却并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概念——既内在于资本、技术的物化逻辑，又不断地在残余文化、网络文化、流行文化间往返建构，拙劣地拼贴着上述文化，却又不无真实地表达、宣泄着小镇青年和底层群体的内心理想、欲望、挫折和怨怼，彰显了底层网络文艺的复杂文化底色。

　　底层网络文艺在获得社会关注的同时，社会媒介也向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投以“猎奇、审丑和异化”的残酷眼光。包括《残酷底层物语》《起底社会摇的内容王国：牌牌琦和他的3000万臣民》等文章对短视频乡村生活的“残酷性”“荒诞性”和“魔幻性”的评价，一下子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底层网络文艺中蕴含的猎奇与审丑的他者视野，以及对于底层的偏见，引发了主流媒介的警惕和学者的批评，如“澎湃”发表的《猎奇、审丑与异化，是看向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残酷目光》《三农学者眼中的乡村“魔幻”叙事：吃饱了，撑的》等文章，就揭示了他者猎奇眼光的偏见与狭隘。近来围绕李子柒的诗意乡村能否代表真实中国乡村、是否属于文化输出的争议，就是上述猎奇眼光的重现。这一争议显示出了社会对底层网络文艺所的认知与评价。

　　底层网络文艺的风行，体现出草根艺术的多重功能：记录生活、表达理想、交流情意、戏仿愉悦。这一文艺形态凭借与中国底层社会的深度关联、与媒介技术和产业资本的复杂关系，成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土-城镇经验的鲜活样本。我们要打破对底层网络文艺及其背后的中国基层社会的刻板印象，也要充分注意到其内在驳杂勾连的文化脉络，更要警惕产业资本与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底层人民作为曾经“沉默的大多数”，如今因为互联网而实现了文化表达的权利。底层网络文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显示了中国文化在网络时代的活力。但其中残余落后的文化成分，则需要相应的平台与技术引导。

　　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底层网络文艺的主流化需要立足于多元化需求的文化现实，处理好不同层次的价值关系。在坚持文化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正确的前提下，于生产和传播环节提升文化内容，使其接地气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在监管环节，则要科学、有效地进行产业引导、满足网民需求。(郑焕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