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省文化与旅游厅创作室主任、一级编剧 王辉

　　黄梅戏《邓稼先》是什么？它是一部从小桥流水人家转向古道西风瘦马，从江南丝竹清音转向北方黄钟大吕的艺术转型力作；它是一部从东南梅雨季节转向西北沙漠腹地，从温暖的个体人生转向伟大的家国情怀的人物传记诗篇；它是南方和北方的交响，它是东部与西部的接合，它的音乐既柔婉，又刚强；它的舞美既微观，又博大；它的故事既凝重于具体的环境，又超脱于巨大的时空；它的表达既能在时间线上穿行，又能在固定点上深入。一言以蔽之，在纵横两个坐标系上，这部剧目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鲜明的节奏、精确的切入，烘托起了一个传奇人物的形象——如果说传统戏曲本身就是无奇不传的话，那么我们想说，黄梅戏《邓稼先》确实完成并实现了它的当代传奇！那么，它成功的基础在哪里呢？我自己总结，它有三点可取之处：

　　一、题材的传奇性与艺术传奇性的深度吻合

　　前面说了，戏曲故事叙述的本质就是无奇不传，但我们现在接受到了许许多多没有可传价值的无奇作品，平淡和无聊以及它的衍生物——脸谱化、极端化、概念化的表达正在一步步地伤害戏曲故事叙述的本质特征。而黄梅戏《邓稼先》的编导，确实诚实地表达了对传奇人物的敬意！基本上按照时间跨度平稳地叙述了时代与人物的故事；尊重生活的真实，没有刻意的拔高——而在这部剧中，只要能够保存基本的真实，平实贴切地讲述故事，主人公以及他的事迹本身就能够打动人心！

　　比如，在本剧中，有一则真实的史实：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周，邓稼先的母亲不幸在北京病逝，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从大局考虑，也为不影响邓稼先的情绪，领导未及时告诉邓稼先——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时代通行的做法。在黄梅戏《邓稼先》中，编导将此情节修改为邓稼先得到消息后忍痛不回，我认为这样的修改是可行的。假如在处理这一段不慎重，则可能引发对人物形象的损害：不回北京不仅表现了邓稼先对事业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境中他也必须这样做。但是，如果没有后来邓稼先的独白演唱表达心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作品就缺乏时代进步的痕迹了——独自抒发内心痛苦思念以及舞台想像中的与母亲的交流，实际上非常感人，将安徽本土的儿歌放置在这里也颇为贴切，可能也只有这样的时段中，邓稼先的家乡情与黄梅戏的区域特色也才能有如此紧密的融合。虽然邓稼先是安徽人，但他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又恰恰不在家乡。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本剧中，愈是像这样舞台上人不多的时候，反而艺术效果非常好！反之则不然。也正是以上这些个体人物的精神展现，保证了全剧基本的真实和自然，也才能在这样真实自然的前提下，营造并做足进一步感动观众的氛围。从总体上看，在戏曲艺术对故事的要求和本剧故事与之相对应方面，黄梅戏《邓稼先》做到了难得的形式与内容的基本统一。

　　二、诗意地摘取心灵震撼的瞬间

　　如果说第一点的成功仅仅是成功的基础，那么，我们看到，本剧显然没有满足于这一点，编导者娴熟地掌握了一条——戏曲艺术不能满足于平面地叙述，而必须在核心事件的叙述中让它突然停顿下来，画面定格，使事件的叙述让位于心灵的叙述，进而保证一部剧目挖掘和表达主人公内心深度的要求。在本剧中，虽然每一场都有一些抒发感情的段落，但最让观众产生心灵震撼的一段，莫过于在苍茫戈壁滩，面对一个核弹没有爆炸的可怕时刻，邓稼先让别人退后三百米，自己穿着防护服勘察的短暂瞬间。好似戈壁月夜，敢问大地苍穹，人生和事业的艰难时刻，环境和大地的危险刹那，这时候，我们感受到，小小的舞台，装不下邓稼先博士的心灵，而艺术的空灵情境，才是展现人物特殊身世与特殊形象的地方，这个时候，舞台看似很小却感觉很大，灯光看似集中却苍茫无限，音乐感觉静谧却扣人心弦，舞台上只有主人公却仿佛浩瀚无穷——而这，岂不是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的真正的魅力所在？我想，黄梅戏《邓稼先》仅仅凭着这一场，以及这一场手法的推广及延伸，就应该而且可以问鼎所谓精品的“大位”。故事叙述的一小段，心灵追问的无限期。当然，我也相信这一段的情境展现与故事展现肯定有了过多的艺术夸张，但艺术动人心魄之处，不就是写到极致、演到极致吗？是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邓稼先》探到艺术的本源上了——可惜，在黄梅戏《邓稼先》全剧中，这样深探的点并不是很多，否则，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剧目，应该是一部比现在还要高大的“大剧”！

　　顺便再提一点：我本人孤陋寡闻，是在戏曲舞台上第一次看到吉普车的舞蹈，而且那么贴切自然不生硬——我也为本剧中这一场点赞，为导演的精心构思与大西北的空旷意境点赞！同时，我也希望，编导们能够将这一段邓稼先的故事、唱词和意象营造哲理再哲理，锤炼再锤炼，加工再加工，修饰再修饰，经典再经典！

　　三、表演团队整体的实力令人叹服

　　每个演员都担当起了自己的角色责任，而且完成地非常好！特别是饰演邓稼先的演员刘国平，在唱腔的拿捏分寸上松紧有致，虽然编剧、导演赋予的表演任务不太松弛，但他控制唱腔的能力却给人印象深刻；饰演许鹿希的吴美莲，扮相俊秀，气质庄重，能够起到压台的效应，亦十分难得。全部演员，青春亮丽，能唱能舞，无人失分，这在戏曲艺术不太景气的今天，更殊为难得！我觉得，这个年轻的表演团队无愧于她的名字，无愧于黄梅戏这个剧种的繁华与辉煌，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并且还将成为一个更好的艺术的品牌。

　　在认可黄梅戏《邓稼先》一剧基本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也想坦率地说，人物传记类型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戏剧戏曲还是影视剧，历来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难事。我发现，即使在各种形态的观念较为开放的西方电影作品中，只要涉及到了真实的人物传记，那种谨小慎微的创作情绪也能够从作品中流露出来，当然，更多地是借助一些杰出明星的杰出演技来展现传主的内心世界，就成为该类型作品的定海神针和成功法宝了——可惜，这种屡试不爽的深刻秘诀还没有被我们理解和掌握，换言之，在我们所创作的大量的有关真人真事的艺术作品中，总还习惯在一个较为平面的平台上，用一种较为单面的创作手法来展示人物，或者受制于环境，或者受制于习惯，总不能用立体的、多棱的、细微的、接地气的——一言以蔽之，是用概念化的挥之不去的“高大全”的创作手法、而不是用本质真实的创作手法，来展示传主的真实人生，进而通过真实人生的表层，深刻挖掘传主的内心世界，甚至更深刻到内心世界背后的时代背景当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就要求我们将作为主人公的“主角”放置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考察；著名作家茅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也就是说，抓住能够见微知著的所谓“小事”，增加主人公性格的丰富层面，甚至通过一些特殊的细微性戏剧性动作，铺设和预示主人公性格与事业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我们需要加以补充的重要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看，黄梅戏《邓稼先》确实在需要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之时，缺少了一些“探照灯”、“勘察镜”的手段。在第二次在西安的现场观剧感受中，我有如下的几点试想或者说假设：

　　第一，假设将本剧的切入点，或者说全剧的交待铺排都放置到邓稼先的日常生活中，放置到日常生活的细小环境当中，通过生活的细节先把邓稼先的为人、品性、脾气、爱好、工作理念、对生活坚韧度的耐受力——包括他作为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都先用艺术化的情节和故事展示给观众之后，再进行到大漠戈壁检查氢弹未爆之谜的情境之中，观众是不是对邓稼先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特殊的艺术形象会有更立体、更丰富、更多侧面的了解和理解？目前戏剧叙述的单一结构会不会有所改观？写到这里，我突然又想起了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的经验之谈：“我想跟一切阶层的人交往，从每一个人那里打听到某些东西。每一个负有职务，从事着某种事情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饶有兴趣的。我首先要给自己辨别出国家中的一切职务、一切阶层、一切职位、一切官衔。我觉得，对于一个要选取各种各样事业方面的人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家说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在自己的头脑里，对你所描写的那个人的整个职责和整个职务事先不有所理解，你就不能像应有那样地、正确地把他刻画出来，并且使它能够给活着的人带来教训和教益。”希望用这句话与《邓稼先》的编剧共勉！

　　第二，假设在他承担核武器研制任务之后，他的内心波动、他的家庭压力、他的生活层面的矛盾和纠结（也可能在生活中真的没有，但是不是需要艺术的设置？），以及工作中理念冲突、方法冲突、路径冲突等等，来得更猛烈一些，这部剧目是不是比现在更有戏剧性和观赏性？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黑格尔强调“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布伦退尔把戏剧冲突的内容看作是意志冲突，即人的意志与神秘力量和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而目前，《邓稼先》中首先缺少基本的冲突事件，更缺少一些展示人物内心的冲突事件，所以还谈不上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戏剧冲突。我想，假设该剧编剧在这一方面首先设计与思考，并尽可能地在冲突方面获得戏剧性的突破，那么本剧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艺术质量上的飞跃。

　　第三，假设邓稼先在临终之时，将对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家庭与国家、个体与集体、武器与和平、科学与战争、战略性的威慑与战术性的实力等等的认识和见解讲得更深入一些，更透彻一些，更有哲学感一些，这个剧目是不是更有思想的深度和哲学的深度？正如“大商无算”“大将不战”等等的深邃哲理一样，邓稼先这样层级的科学家，也一定有他的独特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价值观，而深入艰苦地挖掘出这种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转化成为艺术作品，实际上是文艺作品最需要关注的点！事实上对于原子弹、氢弹等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国政府对其的使用声明是世人皆知、慎之又慎的，也仅仅保持着一种最低程度的威慑。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中国政府就向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在严格地履行着自己核不扩散的责任，这种基于负责任大国的表态和实际行动，既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的决心，也获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扬。我们看到，在黄梅戏《邓稼先》的结尾处，邓稼先发出了“我们热爱和平”的呼声，但我觉得，假如将这一恳切的呼声展开为一段深刻的核心唱段，使邓稼先发自内心热爱和平的哲学理念艺术化地阐述出来，那么本剧是不是会有更深情的结尾，给观众留下更为具象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呢？

　　第四，假设邓稼先在因试验核弹感染生病的时候，本剧能够在惊人的瞬间再一次停下来，表现邓稼先对生与死的思考，以及他夫人许鹿希和一双子女的反映，那么，这部剧目是不是更有一番特殊而传奇的情感表达？这样一位“干惊天动地事”却又“做隐姓埋名人”的传奇科学家，逝世时年仅62岁——在这太令人感怀、太令人唏嘘、太令人感动的结尾处，假如我们能够深深地、认真地挖掘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学术以及他的遗愿，那该是多么难得的艺术尾声？许鹿希直到75岁时，用了几乎毕生精力编辑完成了《邓稼先文集》，她满怀深情地说：“我和邓稼先之间没有首饰相送，物质上的享受也没有，朝朝暮暮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5年。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把《邓稼先文集》整理出来，是想让更多的青年才俊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因为，这本书的专著部分是邓稼先的手稿，属首次公开出版，弥足珍贵。书中的三部专著是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入门基础，有人戏称为‘敲门砖’。”在记者对她的采访中，许鹿希还说了如下一些意思的话，特别希望读过这本书的年轻人能够明白才学和知识与中华民族强盛的关系。邓稼先也会愿意这样做的，只是他走得太快了，最后一年在医院里的短暂时间都用来为我们国家写那份建议书了。想一想，我们现在一个天上，一个人间，我把邓稼先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当然，文集作者的署名是邓稼先。几十年后，当我们创作或者欣赏这部戏曲作品时，我试想，假如编剧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夫妻情景编成为黄梅戏最擅长的“爱情对话——情感相守”的经典，就像《天仙配》一样的出现一些经典的唱段，《邓稼先》对黄梅戏剧种的特点是不是就能够更深入地挖掘和弘扬出来？最打动人心的戏曲特性是不是也能够生发出来？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特殊的爱情故事，是不是会成为另一个传奇和经典？戏曲无奇不传，我们做到了吗？

　　第五，假设将郭永怀院长牺牲的故事与邓稼先的故事更艺术更巧妙的融合，将郭永怀牺牲设置为与邓稼先甚至全剧的戏剧推进力，或者是在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推动力，那么全剧是不是比现在更有张力？在本剧中，所有宏大场面出现的时候，尽管爱国主义的情绪浓厚，但总感觉有些生硬和概念化，有些嘈杂，不像艺术；许多的名人出现了，一闪而过，是否必要？还有，在表述邓稼先团队艰难计算的场次中，假如能够有解密的研究细节或者说专业的科技知识（这在国外的电影中比比皆是），那么本剧是不是更有嚼头？更有回味的余香？

　　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总之，瑕不掩瑜，我认为本剧是一部好戏！（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