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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落幕。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大奖项，成为最受关注的影片。除却一家独大的《寄生虫》，我们也应看到光环外的其他作品，为此“光明观影团”选取了荣获最佳改编剧本的《乔乔的异想世界》，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配乐的《小丑》，最佳女配角的《婚姻故事》以及获得9项提名的《爱尔兰人》四部影片，希望能带给读者更丰富多元的观影视野。
作者：彭楚钦
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乔乔的异想世界》因获得最佳改编剧本而引人关注。影片由新西兰籍导演塔伊加•维迪提执导，讲述了二战时期，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乔乔在母亲影响下从对纳粹的狂热崇拜转向拯救犹太女孩的故事。在以二战为题材的电影中，儿童视角的影片并不鲜见，诸如《铁皮鼓》《伊万的童年》《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等，《乔乔的异想世界》相对于以往影片的严肃性而言，在暖色调的影像中呈出一种喜剧色彩，这种喜剧色彩的营造主要依靠的是荒诞叙事，并在荒诞叙事中嵌入反战意识。
《乔乔的异想世界》海报
荒诞叙事：现实的逻辑错位
荒诞叙事是指叙事文学中，以反常的不合理的形式或其它超现实主义的手段创造出荒诞的艺术内容或艺术形象的叙事，它往往与现实的逻辑是错位的。在影片《乔乔的异想世界》中，这种错位主要基于叙述者的儿童身份进行塑造，即儿童思维活跃、异想天开的特性成为影片荒诞叙事的逻辑依据。乔乔是一名对希特勒狂热崇拜的儿童，时常幻想与希特勒对话，这种自言自语式的对话形式驱动乔乔的外在行为，从对纳粹的狂热忠诚到怀疑再到主动保护犹太女孩艾尔莎，对应的是乔乔想象中的对希特勒的言听计从、争吵到彻底摒弃。随着影像中乔乔一脚将希特勒踢出窗外，他完成了自我意识的回归，也结束了这种荒诞十足的对话形式。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如果说这种“自我对话”是乔乔作为儿童的内在幻想，是一种例外，那么影片中外在行为的荒诞叙事则更具普遍性，这集中体现在影片中人物身份与行为的反差上，即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由于对纳粹的狂热崇拜，乔乔往往故作成人的身份去审问藏在家中的犹太女孩，甚至以许诺安全为前提，颇具诱导性地尝试问出所有犹太人藏身的分布；约克是乔乔的好伙伴，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正式成员，结尾处面对盟军的进攻，他手提迫击炮的失误操作，像极了不会打仗的成人士兵。成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儿童化，纳粹军官克伦森多夫会给自己设计新制服：要有夸张的红斗篷、M36钢盔上插有红缨，冲锋枪上要装有高响度的音响，以释放音乐迷惑敌人，并且克伦森多夫的形象设计出现在与盟军的巷战中；盖世太保一众五人去乔乔家搜查，机械而重复的“Hiel!Hitler!”（纳粹行军礼）同样充满低幼化的讽刺意味——就像不会思考的傻瓜。身份与行为的反差，使电影脱离了基本的现实，制造了富有喜剧色彩的荒诞叙事。
除此之外，《乔乔的异想世界》借助超现实主义的视觉影像进一步助推了这种现实的逻辑错位，如在乔乔暗恋艾尔莎时，影片展现了乔乔肚子里住满蝴蝶的镜头，让观众直观感觉到少年爱意萌动时的冲动、羞赧与狂喜，显然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反战意识：战争中的人性曙光
如果抛却《乔乔的异想世界》的荒诞叙事外壳，实际上本片是一部战争年代的青春成长故事，主人公乔乔的见闻与成长，让观众见证了战争中的人性曙光，这曙光是善的坚守、爱的追求、自由的向往，也恰恰是这一抹曙光奠定了本片反战意识的基础。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乔乔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在训练营中无法接受杀死一只野兔的命令，慌乱之下只得偷偷将野兔放生，这是人性之善；为了表达对纳粹的“忠诚”，乔乔本欲驱逐犹太女孩艾尔莎，却又无法控制地爱上她，进而选择对其保护，这是人性之爱；当盟军胜利后，本想对艾尔莎隐瞒以获得更长久地相处，但却在自由的感召下勇敢地告诉对方解放，这是人性之自由。
如果乔乔本身还有成长曲线的变化，这种人性的光辉则一直伴随其母亲罗茜。罗茜表面上与纳粹党交好，实际却一直为抵抗军服务，她始终渴望纳粹毁灭，德国解放；对犹太人而言，她是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在维持自身的前提下想尽办法保护犹太人，艾尔莎就是其藏在家中的保护对象；对儿子乔乔而言，她是言传身教的好母亲，她告诉乔乔“你长得太快了，不像个10岁的孩子，这个年纪不该庆祝战争、讨论政治，应该在爬树，然后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才对”，言语中充满对孩子的爱。事实上，也正是罗茜作为完美形象的化身，却被处以绞刑，以悲剧的方式进一步升华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
除此之外，纳粹军官克伦森多夫被俘时，亦有人性光辉的闪烁，当他看到乔乔被不知情的盟军抓进来后，首先表示了对其母遇害的愧疚，然后大声“污蔑”乔乔是犹太人，在谩骂中引来盟军士兵将乔乔赶出去。也许克伦森多夫无力反抗战争机器的驱使，但在被俘——脱离战争机器后，依然选择尽可能地拯救生命，这对战争本身而言充满讽刺意味的反抗性。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乔乔的异想世界》以儿童视角重述二战历史，以荒诞叙事的手法将反战意识的内核紧紧地包裹在影像中，在讽刺、戏谑、玩味的背后，是对战争的无尽嘲讽，同时歌颂了极端生存条件下人性的真善美，堪称一部二战题材的杰作，也由于题材原因，影片的历史视角注定其缺乏一定的当下性，因此，在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角逐中仅获提名，可谓差强人意。（彭楚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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