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周仲谋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品《悲惨世界》，曾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幕。其改编源头，甚至可追溯至卢米埃尔兄弟的《维克多·雨果与〈悲惨世界〉的主要人物》（1897）。此后，几乎每隔几年都会看到改编自《悲惨世界》的影视作品，而且每次改编大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2012年，《悲惨世界》又一次以影像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改编采用了歌舞片的模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电影《悲惨世界》海报

　　理查德·戴尔认为，歌舞片的优势在于混合了叙事部分的真实性和歌舞部分的抒情性。2012年上映的《悲惨世界》，正是充分发挥了歌舞片的这种优势。创造性地运用全新形式重塑文学经典，而且以音乐歌舞的抒情性巧妙地缝合了原著的叙事裂缝，使整部影片浑然一体，颇具艺术魅力。

　　不可否认，小说《悲惨世界》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广阔恢弘的社会历史画面、对底层苦难的深切同情、对善良人性的热情讴歌等，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和美感。可是作者前后期生活与思想的复杂变化，令小说内部形成了某种张力或错动，在文本表层上则体现为叙事的断裂。例如，在冉阿让的故事中，作者将摆脱现实苦难的希望寄托于人性的善；而在马吕斯的故事中，激烈的街垒战又显示出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不合理秩序、让人们获得幸福的愿望。马吕斯和柯赛特的爱情结合，并没有成为冉阿让故事和马吕斯故事的粘合剂。文本自身的叙事脉络，在两个故事的交接处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痕迹。冉阿让没有与革命产生直接联系，他为了柯赛特才冒险救出马吕斯；而马吕斯从“革命者”向“新郎”的转变也颇为突兀，小说对街垒战极富热情的描述随着马吕斯的昏迷戛然而止。

　　这种叙事断裂，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出来。以往的每次改编，都不得不从两个故事中选取重心。无论是以冉阿让为重心的1935年美国版本，还是以马吕斯为重心的1972年法国版本，均因未能处理好原著的叙事裂缝而白璧微瑕。

　　歌舞片《悲惨世界》吸取了以往改编影片的经验教训，不再单一地强调冉阿让的人性救赎或马吕斯的革命热情，而是在叙事上双线并重，且通过结尾极富抒情性、感染力的大合唱，将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在影片最终，去世的冉阿让见到了芳汀的灵魂，他们与在街垒战中牺牲的革命者一起，高亢地唱着“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悲惨世界里饱受欺凌压迫的苦难者，与为理想奋不顾身的革命者融入了同一阵营。随着合唱出现的，是街道上面带笑容挥舞旗帜的人们。这个激动人心、亦真亦幻的革命成功景象，不仅表达了革命者和民众团结一致才能赢得胜利的内在意图，也有效地填补了原著的文本裂缝，使冉阿让的故事和吕马斯的故事真正联结在了一起。

　　影片对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还体现在烘托气氛、揭示心理等方面。例如开头部分，慷慨激昂的音乐和“Look down”的合唱，与滔天巨浪以及犯人们在齐腰深的水中拉纤的场景相配合，营造出一种压抑、冷酷的氛围，并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再如，当神父在巡警面前把银质烛台送给冉阿让，语重心长地劝诫他“从此做一个诚实守法的好人”时，冉阿让的情绪和心理是激动而又复杂的，快节奏的配乐暗示出他内心的冲突。随后，冉阿让虔诚地跪在耶稣像前，以歌声唱出良心的拷问“我为何变成黑暗中的窃贼”。同时，发出了重获新生的呼声：“旧的冉阿让已不复存在，新的冉阿让横空出世。”这是影片中最精彩的唱段之一，忠实地传达了原著中伟大的人性救赎力量。

　　歌舞片《悲惨世界》的影像画面也颇具表现力。革命者的街垒战气势恢宏、场面壮观，迎风飘扬的红色旗帜和革命领袖安卓拉的红色外套，像一团火焰，鼓舞着每一个人的战斗激情。导演特意改变了原著中安卓拉牺牲时“仍然靠墙站立，仿佛被子弹钉住”的描写，而是让安卓拉中枪后手握红色旗帜倒挂窗台，悲壮的画面更显示出他宁死不屈的坚定信念。革命被镇压后，沙威的黑色皮鞋踩在血泊中的画面，给人触目惊心之感。影片以沙威的视点展现众多死难者的尸体，暗示大革命带给他的心灵触动。沙威将勋章摘下放在小加夫罗契尸体上的特写镜头，更是他人性觉醒的体现，为他后来放走冉阿让、跳河自杀的行为做了铺垫。

　　尽管两个多小时不足以呈现原著全貌，小说对底层悲苦生活的细腻描写在影片中也变成了一抹浅痕，但仍有一些深刻的追问、永恒的命题被有力地放大并呈现出来，难能可贵。歌舞片《悲惨世界》引发了人们对现实处境的思考，并进而去领会原著深沉复杂的思想意蕴。可以说，这种用音乐和影像元素重塑文学经典的努力，为创造性地改编名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周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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