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文字演绎人性之学

——关于“文学是人学”的修正案

　　作者：余音

　　什么是文学？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千百年来，无数的文论家做出了艰苦探索，给出无数答案。其中，“文学是人学”论断在中国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所推崇。

　　限于篇幅，我们暂不考证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的是谁。在中国，1918年12月，也就是新文学运动兴起不久，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主张：“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到了1957年5月，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把“人的文学”具体修正为“文学是人学”，即“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

　　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有必要对“文学是人学”进一步修订。怎样修改呢？建议将“文学是人学”修订为：文学是文字演绎人性之学。文字演绎方式可分为再现和表现：再现适合纪实文学（也称非虚构文学），表现则适合虚构文学。

　　为何这样修改？下面我以中国现代文学里的经典人物阿Q来进行分析说明。对于这一文学形象的理解，文坛上数次发生笔战，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按照阶级分析理论，阿Q是一个贫困雇农，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但他的言行自相矛盾、丑态百出，让人难以辨明到底是敌是友。按照文学典型理论，阿Q身上应该集中了贫下中农纯朴善良、吃苦耐劳、团结互助、富于反抗精神等优秀品质，可他却偏偏欺软怕硬，违法乱纪。按照“文学是人学”理论，鲁迅是将阿Q作为《阿Q正传》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进行了成功塑造。可问题在于，这个人物身上为何会出现那么多反常举动，这些反常又与一般人心目中的贫雇农形象差距那么大呢？

　　运用“文学是文字演绎人性之学”理论加以解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阿Q孤苦伶仃，长期受“赵太爷”“假洋鬼子”和（地痞）王胡等人欺压，内心的郁闷情绪需要排解，一旦遇到弱的对手，他就会像强者对待他那样，凶狠地欺负弱者；他虽然很贫穷，借住在土谷寺内，糊口艰难，但他是个成年男人，也有七情六欲，见到女人，特别是像小尼姑、女佣吴妈等弱女子，便会按捺不住，而对假洋鬼子的老婆、赵司晨的妹妹、钱秀才的娘子等，可就有贼心没贼胆了；“调戏吴妈事件”后，未庄人都不雇他，为了活命，他进城加入盗窃团伙……同一个阿Q，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人性有不尽相同的表现。

　　人性，包括每个人身上所有的品性、欲望，有善也有恶，有合理也有贪婪，有外露也有潜伏的……就像一个健康人的身上也会隐藏着小病小灾，遇到气候、环境、心境聚变，也会使隐藏的小病小灾“浮出水面”。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戏剧等，塑造的人物都不是脸谱化、简单化的，都富有鲜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例证举不枚举。

　　近现代科学都是通过大量的、有目的性的实验来研究、揭示物质规律的。但科技再发达，也不可能用实验揭示出人性的方方面面，而只能通过故事描述和形象塑造，让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矛盾冲突中，表现或再现“这一个”人物，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认识人性。从本质上看，这也是符合实验科学的要求，只不过这种实验是在文字的“虚拟实验室”内完成的。

　　对于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一些文艺理论家也曾提及过。梁实秋在《偏见集》中指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夏志清在《中国古代小说导论》中坦言：“我们研究古典小说的根本目的之一，也便是究明古典小说中所蕴含的人性意蕴的问题。”这些论述也可以视为“文学是文字演绎人性之学”新论断的有力旁证。

　　总之，正因为人的身上存在着无限丰富的人性，生活又给人性的再现或表现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所以才有文学之树的长青。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文字演绎人性之学”比“文学是人学”更逼近文学的本质。

　　（作者系《东北之窗》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