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恒雷

　　作为中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古籍，《山海经》是中国神话寓言的集大成之作，人们探寻这部上古奇书的步伐从未停歇。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红旗编译、其夫人孙晓琴彩绘的《山海经全集精绘》以极富想象力的绘画、翔实的资料与透彻的梳理、图文并茂式的精彩解读，带领读者走进数千年前九州大地上的神奇世界，一探山海。

　　三万余字的《山海经》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王红旗认为：“《山海经》撰写者并不关心历史王朝的政治制度及其管理结构，而是关注各地山川物产，远方异国的特殊习俗，以及历史名人望族及其后裔的事迹。”根据《山海经》及《尚书》《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相关记载，大禹制服洪水后，率领众大臣和科技人员考察华夏山川大地，记录物产风情，撰写国土资源白皮书，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并在此基础上将帝国统辖地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当年的考察内容被记录在了《山海经•五藏山经》中。通览全书，我们能够从《山海经》中获得数千年前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活动信息，涉及那个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山川及其变化信息，矿物分布信息、动物分布信息，乃至民族部落的分布、交往、迁徙信息，以及那个时代的医药学、预测学、天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活动信息，其中大量信息是从出土骨头、陶片上难以获得的。

　　《山海经全集精绘》广泛吸纳了《山海经》研究的诸多成果，几乎全景式再现了这部奇书的所有信息。全书依照《山经》和《海经》分成上下两册，这是受上世纪80年代《山海经校注》的作者袁珂的启发。袁珂认为，与自己从文学角度研究《山海经》不同，王红旗夫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通过文字和绘画相互配合的方式，达到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

　　翻开书册，我们惊叹于文字之精炼、图画描绘之神韵。在每一页的左侧或右侧，用竖线分隔开《山海经》原文和注解。原文直接再现原典，生僻字用括号注音。与原文直接相对应的是以黄色背景直译的文字，此处文字不多做描述，尽可能精确细致地传达原典的本意。据笔者粗略统计，王红旗引证了近两百名学者的相关文章与著作，对读者进一步了解《山海经》的表述无疑有拨云见日之功效。

　　古往今来，开展《山海经》研究的工作已上千年，王红旗是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开展创新与挖深。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断梳理前人的成果，丰富了文本的厚重性史料性文献性，利于读者以更加全面的视角认识远古文明。

　　对王红旗来说，编撰是一个批判性汲取的过程。他不仅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整合，更对有错讹、误读的观点进行一一指正。比如《五藏山经》经常在记叙各处山的时候提到铁矿，而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广泛使用铁器，因而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山海经》成书不早于春秋战国的铁证。在王红旗看来，这是一种误解，理由在于：《五藏山经》记述的铁矿、铜矿主要是用于制作颜料，而我们的先民在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使用赤铁矿制作的红色颜料了。进一步说，冶金技术实际上是从制作矿物颜料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而发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懂得冶金技术要远早于春秋战国时期，《五藏山经》的写作时间也必然是在春秋战国之前。再比如在《海外南经》中对“吁咽、文王皆葬其所”的考证，学者郭璞认为这个“文王”是周文王，王红旗认为这是文字抄写的错讹，实际上应该是《海内西经》开明北的“玗琪树”和“文玉树”，均为神树或陪葬用的树形玉器。王红旗对梳理过程丝毫不敢怠慢，绝无半点含糊，恪守治学原则，保持冷静、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态度，唯有此，所治学说才能立得稳、立得久。

　　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可惜久已失传，现存山海经传图为明末清初人所绘。事实上，为《山海经》绘图非常不易，其难点在于：一是根据《山经》绘图，需进行山川方位的考证以及视角比例的变换；二是根据《海经》绘图，原文往往过于简单，仅有一个国名、族名、人名，且服饰缺少相应的资料可借鉴，只能凭借想象填充。孙晓琴女士结合王红旗的文本解读，充分发挥合理想象，将原著中提到的各种信息元素以多幅逼真的图像绘制出来，堪称壮美。

　　如果说《山海经》是一座信息宝库，那么《山海经全集精绘》就是这座宝库的一扇大门，作者精耕《山海经》30多年，用近700幅彩色插图复原再现华夏大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