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才庶

　　九曲黄河，浩浩荡荡，见证了上千年的兴衰存亡。万里长江，烟波翠柳，诉说着古老民族的起居日常。黄河长江，灌溉了中国肥沃的土地，也挟来洪患劫难，它们是中国的恒久记忆和文化符号。脚下这片土地，带给人深刻的生命体验，也聚集了独特的文化力量。若长于瓯江河畔，我们大概会想起那些清澈见底的溪流、悠游蹦跳的鱼虾，会想起河畔人家的糯米饭、炒粉干、鱼圆面、灯盏糕。或许，还会畅想名士谢灵运在山间徜徉，回想永嘉学派的先贤是如何提倡事功之学。

　　大江大河，天地玄黄，是宇宙的本色。不变的是河山，变迁的是朝代。历朝历代的是非成败，在这方土地上激烈地上演过，也悲凉地消逝过。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圣贤名士的历史永久地载入史册，那些民间智慧则以另一种方式流传。历史学家许倬云精通中国历史、擅长中国古代史，其著作《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以简约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漫长的中国历史。许倬云在一次访谈中说：“要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算是我们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这是他的基本立场——以世界的图谱来看待中国历史。

　　翻开这部历史著作，我们看到了不同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作者叙述了中国地区的古代、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圈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张为中国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并非政治意义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这部著作写中国通史不以政治体的断代为标志，而是尽量呈现中国的日常生活。

　　具体而言，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的黎明已然出现。此时，华夏文明体系建立，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国家组织和人民生活实行编户齐民。中国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中国文化体系整合，北疆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接触，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东亚的中国出现在2世纪到10世纪，此时秦汉帝国崩解，佛教产生更大影响，经济形态有所转变。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存在于10世纪到15世纪，东亚经济圈已然形成，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近古科学技术有所发展。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进入世界体系，明代中国文化体系开始僵化，中国在波谲云诡的海洋文化中自我封闭。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前所未有的屈辱激荡起中国人强烈的国族意识，百年蹒跚步履维艰。

　　在《万古江河》中，我们读到的是世界的中国，不惟是华夏的中国。中国的华夏文明体系是多源的，接纳了来源、性质各异的族群和文化因素。中原在空间上也在移动，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关中进展到中古时代的华北地区，再到近古时代的东南，又到近代的沿海，不断扩展的空间构成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是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文化体系。作者许倬云以比较的视野讲述中国历史。这种比较，涉及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清朝与欧洲、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等。作者以这种方式说明今日的世界渐成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的成员有所交往。

　　在《万古江河》中，我们读到的是民众的历史，而不是英雄的历史。历史是在过去的岁月中出现过的人和事，曾经的风华绝代、金戈铁马转眼成空，那些嘉言懿行、悲壮事迹则留在了史书文献、戏文故事之中。在历代正史中，我们读到了大人物的贤愚忠奸，较少触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历史的书写，往往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许倬云以小传统的关怀去讲述大传统。除了民族、疆域、战争，作者尤为注意民众的生活资源与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与民间信仰、天文数学与科学技术、工业形态与市场经济。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历史或统治者的历史，更是族群的历史、民众的历史。

　　我们熟知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将之视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症结。在《万古江河》中，作者将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界大洋航道的开拓并举论述，以明代长城、明代海上政策来说明明朝政府并未觉察到世界的巨变，仍以封闭的心态设立边墙障塞，以防守海疆的政策制定官方海禁。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全世界不再有遗世独立的人群。许倬云以历史的讲述来规劝读者：“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这真是一代史学家的情怀！

　　看得出，《万古江河》在情感倾向上是克制隐忍的，在学术态度上是开放包容的。作者有历史的想象力，但不作无根据的阐发；较少进行带有价值立场的评判，而是在纵横捭阖之中尽量保持历史的本色。历史学家讲过去的事情，仍有一个远见来超越现世的局限。若现实的秩序终被打破、既有的共识产生断裂、情感的伤口悄然扩大，我们能否想起历史的沧桑印记？猜忌与怨怒或许是转折点，而同情与理解才是生长点。万古江河，奔腾如斯，终归大海。（周才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