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才庶

　　日前，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单元入围名单公布，从来自1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67部报名影片中遴选出56部。《七人乐队》《野马分鬃》两部华语片入围。

　　《七人乐队》由杜琪峰、徐克、许鞍华、林岭东、谭家明、洪金宝、袁和平等七位导演共同执导，采用胶片拍摄，讲述了香港不同年代的故事，在光与影中致敬多样的文化记忆，也追溯自身的绝代风华。《野马分鬃》则由90后导演魏书钧执导。魏书钧曾有纪录片《说在紫禁城》、电影《浮世千》、短片《延边少年》等作品面世，其中《延边少年》入围第71届戛纳短片竞赛单元。两部入围的华语片似乎形成了一种对照，前者追忆过去、后者开启未来。

　　中国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渊源已久。20世纪六十年代，由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出品、李翰祥执导的电影《倩女幽魂》《杨贵妃》《武则天》三度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获得戛纳电影节荣誉奖。七十年代，胡金铨导演的彩色武侠片《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八十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陈凯歌执导的《孩子王》代表中国进入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有更多表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侯孝贤的《戏梦人生》等影片先后入围主竞赛单元。进入21世纪以来，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戛纳电影节上亮相。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评委会大奖，杨德昌凭借《一一》拿下最佳导演奖，贾樟柯的《天注定》获得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多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目前唯有《霸王别姬》拿到金棕榈奖。

　　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中，戛纳电影节以独特的人文传统而著称。21世纪，中国电影迎来产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而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往往偏重于艺术性，游离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角逐。比如，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王小帅的《青红》《日照重庆》等，在国内市场的票房并不高。

　　与此同时，90年代结缘戛纳电影节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国内市场，执导的影片基本位列年度国产影片票房前十名，产生了长远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应。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则以“作者电影”的姿态，近乎执著地坚守风格化和艺术化的影像表达，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表现难以言说的社会困境。他们执导的影片，多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亦屡次悖离亢奋的国内电影市场。

　　以此状况来看，戛纳电影节似乎意味着对于艺术电影的表彰。实际上，在人文传统之外，戛纳电影节也有商业精神。在历年电影节的集中活动中，往往产生巨大的交易量。日本导演石黑一雄曾说：“我在戛纳电影节每天真实的感受是，走在路上，停留在那里，所有的就是一个大的商业集市。这里有很多电影在被卖出、买进和放映，进行这样、
那样的交易。”戛纳电影节在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选片程序、赛程设置有过变化，于电影现场见证了不同的艺术浪潮，以电影活动的方式回应了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20世纪。

　　例如，《霸王别姬》通过京剧演员程蝶衣、段小楼的悲剧人生，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和历史，演绎出无处安放的悲欢离合、无可逃避的盛衰沉浮，对20世纪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海上花》以19世纪末的上海为背景，呈现出烟花巷柳之地几位倌人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侯孝贤以特有的美学方式——长镜头，冷峻地观察这个充满爱欲与遗弃的世界。梁朝伟饰演的王老爷总是久久地沉默，在喧嚣的饭局中看他人猜拳、听人讲周围的故事，在沈小红的房间静静地抽水烟。长镜头的一端连着影片中的缄默者，他的深情与迷茫在沉默中蔓延；另一端连着摄影机背后的缄默者，他们悠长地凝视、克制地表现一段历史，在那种岁月中有难以辨认的身份尴尬、朝不保夕的命运焦灼。两部影片都有豪华的演员阵容，主演张国荣、巩俐、张丰毅、葛优、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等都极具票房号召力。看得出，在艺术追求之外亦有商业的考量。

　　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戛纳电影节在线上举办，没有往日的红毯走秀、竞赛单元、现场展映，显得相对萧条。在中国电影与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交往历程中，许多导演由于诸种奖项的表彰而积累了一定文化资本。同时，戛纳电影节通过展映中国电影而更加多元化，让欧洲观众得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实现对于东方国家的艺术想象。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一个国际电影节的认识应会更加理性，由膜拜追随走向沟通交流。（周才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