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玊

　　今年，日剧《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一经播出就引发热议。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给人节奏舒缓、情节温馨的印象，颇具日系治愈风格。

《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

　　男主人公森山翔太因无法适应职场生活，在妻子的支持下毅然辞职，在推特上开启了“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业务。这项业务可以提供赏樱花占位、自助餐厅单人陪伴等，而客户只需支付相应的餐费与车费即可。在提供租赁服务的过程中，森山除了进行最低限度的对话外，什么都不用做。

　　故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租客：在东京辛苦打拼四年的派遣职员，因没能转正而无法留在这里，于是在离开前一天雇佣森山陪她去东京塔俯瞰全城；因孩子尚在襁褓中而不敢单独出门的母亲，聘请森山陪她去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因工作中出错而没有勇气面对职场的年轻白领，租赁森山陪他一起去公司；在不惑之年成婚却难以被周遭理解的夫妻，雇佣森山参加他们的婚礼，并送上祝福的微笑……每个或长或短的小故事里，都包裹着一段复杂的人生，更包含着一份无处排解、难以言说的心酸、无助、担忧及委屈。

　　因工作中出错而没有勇气面对职场的年轻白领，租赁森山陪他一起去公司

　　该剧将最大的关注点，放在那些衣食无忧之人的痛苦上。这样的主题，在日剧中并不罕见。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中，每个人都会被分配相应的义务与责任，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活得自立、成熟、有常识、有价值，不给他人添麻烦。但是，当他们走进自己的工作格子间时，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纠结。心中的那点委屈若真宣之于口，又会显得矫情、娇气，因为他们衣食无忧，世界上还有太多人承受着更大的灾难和痛苦。他们会因长辈、朋友轻描淡写的一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最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但又恰恰是这样的时刻，人们最难相互理解。

　　不同于战争、洪水、饥饿、疾病或者贫困，《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中提到的种种困境，都无法被笼统地定义，而是具体地与每个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这些困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法获得普遍的共情。最终，可以怪罪的似乎也只有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坚强，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森山翔太的原型人物森本祥司曾提到，与所谓的日本“国民三大义务”（劳动、教育、纳税）相比，保障无论什么样的人的“生存权”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生存权”显然不是指食物、水源等基本生存保障，而是从无休止的秩序压抑中摆脱出来的权利、勇气与方法，是保护每个天生独特的人不会被打上“社会不适应者”标签，也不会因此承受歧视与侮辱。

　　尽管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颖，但《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仍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森山翔太与租客间的关系处理上。森山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最大的人生愿望也是“什么也不做”，如今从事的工作便是“什么也不做”——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不适应者”，此刻的森山是个放弃了工作格子间的人，虽然会因此面对指责与批评，却始终真诚而坦然，毫无掩饰、绝不愧疚。接受了服务的租客们，在与森山相处过程中，呈现出最佳状态。

　　因为与森山之间的主导关系是经济而非人情，租客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行动、说话，可以短暂地脱离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轨道。此外，森山不会主动发表任何看法，也不会提出建议，更不会提供帮助。面对租客的偶尔提问，森山也只会给出最简单的回答——与其说租客是在向森山倾诉，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与自己的和解，从自己身上找到答案。

　　还有，森山没有扮演任何社会角色，他不是上司或下属，也不是父亲或儿子。他存在的本身，成为唯一的焦点，唯有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存在才能包容并肯定一切——违反常识的、不够成熟的或者令人羞愧的事情，或者每一个人曾经经历的、可能经历的或者正在经历的故事。各自怀抱独特生命经验的租客们，也恰恰在这个绝对空无的存在中，获得了绝对的理解与回应。

　　自从脱离熟人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与陌生人的相遇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也是无数文艺作品着力表现的对象。每一次与陌生人的相遇，都是一次跳出庸常生活的机会，一个了解新世界的窗口，也多了一种被看见、被理解、被肯定的可能。但最理想的陌生人并不是瑰丽绚烂的传奇人物，而是不带来任何故事的森山，即使他什么都没做——人们想要在陌生人身上发现、找回、接受的，始终都是那个被压抑的自己。

　　尽管森山有着现实原型，但依旧是个经过了艺术加工的虚构角色，绝对理想也绝对纯粹。只有这样，才能像一面镜子，排除自我照见他人。他不是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个镜像，参与到租客们的生活中。如果人们不能真正地接受自己，就永远不会碰到真正的相遇——现代性的压抑与孤独一体两面，肯定自我与接纳他人同出一源。森本祥司所说的“生存权”，同时也是人们相遇的权利。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